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已初步在全球层面形成综合竞争优势。这主要得益于多年来我国国内强大市场所培育出的技术基础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未来，应进一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广泛合理利用全球产业链资源，有效管控风险，把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打造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使之成为一张“中国名片”。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初步形成符合新时代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基础
第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具有相对综合优势。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一些核心零部件及整车制造领域的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上具备优势，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整，整体优势突出，带动产业高速发展。一是产销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1月—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产销量分别达到631.3万辆和627.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3.7%和37.5%，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已经达到29.8%。其中，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发展更加显著，1月—9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占世界新能源乘用车比重为61%，三季度占比更是达到65%。10月份数据显示，比亚迪公司1月—10月总销量超过238.1万辆，同比增长70.36%，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企业销量冠军，有望实现年初设定的300万辆年销量目标。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预测，2023年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达到850万辆，狭义乘用车销量达到2350万辆，年度新能源车渗透率有望达到36%。二是技术水平快速提升。我国大规模量产动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度达到300瓦时/公斤，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续驶超过460公里，乘用车中L2级及以上自动驾驶功能的车辆占比超过40%。
第二，出口优势显现并有望进一步扩大。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1月—9月，我国汽车出口338.8万辆，同比增长60%，已经超过去年全年311.1万辆的出口量。相关机构预测，2023年全年我国汽车出口有望突破500万辆，成为全球第一。分车型看，乘用车出口283.9万辆，同比增长67.4%；商用车出口54.9万辆，同比增长30.2%。从动力类型看，传统燃油汽车出口256.3万辆，同比增长48.3%；新能源汽车出口82.5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成为我国汽车出口中坚力量。在出口量增的同时，单车价格也不断增长。前三季度，在我国汽车整车出口量同比增长60%的同时，出口金额同比增长83.7%。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海外市场平均价格已上涨到3万美元/辆，新能源汽车的平均价格上涨，成为带动我国汽车出口金额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三，不断拓展欧美市场。
尽管当前部分欧美品牌，如特斯拉在电动化智能技术、产品性能等方面仍占据一定优势，但我国新能源车企在经受国内消费者严苛考验后，追赶速度呈加快趋势。目前，在汽车软件系统方面已逐步赶上先进技术，甚至在某些技术方面也已开始走在前面。凭借先进技术和合理价格，我国新能源汽车不仅占据了国内市场份额，而且开始拓展欧美市场。目前我国电动汽车已经占到欧洲电动汽车总销量的10%。受当前供应链紧缩和乌克兰危机等严重影响，欧洲汽车生产受到约束，但社会需求量变化不大，造成欧美供给缺口增大。因此，尽管受到欧美政策打压，我国新能源汽车仍有望进一步扩大对欧美市场出口。此外，我国本土品牌新能源汽车不再是“廉价货”的代名词，更成为优质产品代表。如，比亚迪在巴西市场推出的新款汉EV创世版顶配车型，售价是国内平均价格的2—3倍，且颇受当地欢迎。
新能源汽车加速增长，推动我国汽车出口已然迎来规模效应与品牌效应的新机遇期。我国可凭借先发优势，把握汽车行业变革趋势和引导力，进一步优化政策，将性价比竞争力转化为技术含金量和品牌溢价。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根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性优势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成功，充分体现了包括我国体制性优越的整体优势。反观欧美国家，从传统汽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整体较慢，除了其传统汽车产业优势导致转型动力不足外，政策执行的短视导致发展连续性不足，以及“资本逐利性约束”导致产业发展畸形。更深层次看，这是一种体制性的不足。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成功，进一步体现了整体优势。
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整车制造和相关电池技术上作了长期积累，实现汽车领域“换道超车”，这离不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发挥。对比欧美的产业政策，进一步凸显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性优势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成功所在。
2009年，我国已开始关注新能源汽车、电池和储能领域发展。2012年我国已将新能源汽车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此时美国某工业电池制造商企业却面临破产。此后，我国以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为重点方向，开启了长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政策予以重点支持，培育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最终为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降低产品价格、增加产量和提升品牌质量创造了可能，推动了我国新能源汽车走向世界舞台。
欧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慢很大原因在于其“资本逐利性约束”的体制使然。
几乎与我国开始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发展的同时，美国政府推出《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法案支持推动创新，发展绿色能源，并促进制造业发展。为此在清洁能源方面拨款超过900亿美元，在锂离子电池研发、锂电池回收、新能源汽车组件生产和充电站建设方面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但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总体效果并不佳，在绿色能源市场和技术领域，美国不仅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也整体落后于我国。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没有营造好产业整体生态，在原本有优势的核心领域也没能保持竞争优势。一方面，美国经济治理能力不足，导致美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缺乏连续性和可持续性。如，奥巴马政府启动绿色转型不久，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就回归传统能源，拜登上台后又转向发展新能源矿产。经济治理能力不足使得长期发展目标充满不确定性，产业政策短期引导资金不能有效带动市场上长期商业资金，整体损害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利益集团作用和“资本逐利性约束”，导致产业发展畸形。十多年前美国政策主导者对绿色产业发展走向做了比较准确的判断，但由于欧美内部利益集团如部分金融势力操控力大等，产业发展政策资金易被操控，叠加制造业“空心化”等综合因素，使得市场资金易于流向成本低、短期见效快的环节。那些对提升行业竞争力极其重要的制造业核心环节，因缺乏各类资本投入，难以真正降低生产成本，难以促进产业链提质升级。从更深层视角看，这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资本逐利性约束”体制使然。
当前美国政府产业政策效果也难以乐观。
2022年8月，拜登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旨在引导美国未来十年内向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域投资，包括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10月，根据《两党基础设施法》拜登政府宣布了第一批资助项目，以扩大美国内新能源汽车电池生产和充电设施建设，并逐步取代“目前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材料和部件”。从实施一年来的情况看，美国政府推出的大规模投资新能源汽车、电池和充电设施改造的产业政策，可能导致了我国企业通过贸易或投资方式参与美新能源汽车市场受到较大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美国内电池和电动汽车供应链和制造能力的发展，但总体上美国当前的政策效果有限。深入探究其原因在于，一是美国这一产业政策对其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全产业链发展作用有限。从补贴名单看，得到法案政策资助的20家公司主要是上游提炼锂、正负极、隔膜、电解质等电池关键材料企业，着重于前沿技术，没有涉及电池制造、电池组等企业，这或许可能带来对部分领域前沿技术的突破，但对美国提升整体制造能力和规模化发展作用有限。二是执行政策过程中人才保障不足。目前来看，美国有经验的电池工程师缺乏。三是事实上美国难以完全做到对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保障。目前电动汽车中使用的镍、锂和钴等关键原料90%都不在美国加工生产，确保美国内上述矿物材料稳定供应并不容易。
着力打造国内新增长引擎和产业发展“中国名片”
为更好地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我国应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充分利用全球产业链资源，并控制相关风险，打造国内新的增长引擎和高端产业的“中国名片”。
首先，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产品质量提升来增强国内车企综合竞争力。
一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强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度，让市场不断淘汰落后技术和优化产能，形成更强竞争力的国内产业发展生态，不断提升国内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二是充分发挥政策资金引导作用。通过政策资金来撬动和引导更多的市场资金，支撑补足动力电池、软件系统、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售后服务体系等新能源汽车行业短板，促进全产业链优化成长。
其次，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优化施策举措。
一是坚持相对稳定的支持政策。瞄准产业未来发展方向，以产业发展目标为导向，持续稳定推进新能源汽车积分等政策，避免出现其他国家的混乱政策模式。二是聚焦重点领域和环节。在新型电池组研发等关键重大技术领域施策，支持企业创新和突破。在不能完全通过市场来提升竞争力的产业链环节发力，如金属原料的获取与制备等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鼓励提升产业链安全和稳定性。三是在准确研判产业发展走向基础上，约束和规范市场资金的短期炒作和投机行为，使之长期支持产业健康发展。四是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深度技术创新。例如在下一代动力电池技术领域，有必要加大投入，以保持整体竞争力。
再次，积极开展务实合作，多种渠道利用其他国家部分优势产业链环节或技术。
一是充分关注和跟踪世界前沿技术研发，鼓励企业在已有技术基础上创新。二是考虑到欧美企业在其本土市场上营销服务方面体系成熟和本土化优势突出，鼓励我国企业充分利用欧美企业上述优势，充分与之开展相关合作。通过合作共赢，既可以促进当地就业，消除误解和偏见，尽量减少欧美政客对我国产业合作的攻击，营造发展氛围，又可以便于更好拓展欧美等海外市场。
最后，控制产业发展风险，培育长期竞争优势。
审慎考虑我国企业在部分风险较高国家的大项目投资和技术研发等。一是合法要求我国企业避免开展自我损害的合作模式。如在竞争性国家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建设、完善其产业链关键环节等项目合作方面，对我国个别企业进行合法约束，避免出现整体上损害竞争力的行为。二是未雨绸缪控制政治风险。在当前的背景下，充分认清相关竞争对手的毫无底线性本质，避免对方采用非正常手段损害我国海外企业，并可能没收运营成功的海外企业资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