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蜀汉建兴六年(228年)到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率领十万军队对曹魏进行了历时七年的征伐。对于蜀汉的北伐，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蜀汉的北伐是为了推翻曹魏政权，实现收复中原的目标；另一种说法是蜀汉的北伐是它处于以弱对强的地位而采取的以攻为守的策略。这两种说法都是孤立的就北伐论北伐，没有把北伐与蜀汉的政略联系起来，从而不能发现北伐战略的真实意图，也不能完全揭示北伐的意义。笔者认为，诸葛亮的北伐，是建立在夷陵战役失败后，蜀汉对《隆中对》政略进行修改，从而在新的政略基础上进行的。本文力求在这个背景下对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方针进行再认识。
一、《隆中对》政略方针的修改
蜀汉的政略方针在夷陵之战以前和以后是有变化的。在夷陵之战以前，基本上就是诸葛亮在建安十二年对刘备提出的《隆中对》，朱大渭先生在《与夷陵之战》一文中对这段话进行了这样的分析：“其内容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了要达到恢复汉室，实现统一的最终政治目的，必须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夺取荆、益二州为根据地，改革内政，外结孙吴，积蓄经济和军事实力；第二步待时机到来，一路从荆州向洛阳，一路从汉中出撞关，以钳形攻势夺取中原。从此，《隆中对》便成为刘备进行政治、军事斗争的指导思想。”文中接着分析了作为蜀国政治军事斗争的指导思想的这个政略的缺陷，指出，这个政略“对孙权方面也在积极准备实现统一的形势认识不足，从而对荆州与孙吴的关系看得不透彻，以至把荆州作为蜀国实现统一的一个战略据点。荆州在吴国经济上和向外发展上至关重要：从地理形势上看，荆州在扬州上流，它关系到吴国的安危存亡，可以说没有荆州便没有吴国，所以孙吴势所必争。”川仅从蜀、为斗争的角度看，蜀国的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是高明的，但两路夹击中原所牵扯的不仅仅是蜀、魏双方。要两路夹击，必须占有荆州，而占有荆州必然会与孙吴的立国方针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只要是蜀汉据有荆州，联合孙吴就是一句空话。而联合孙吴恰恰又是蜀汉政略方针中不可分割的外交策略。这样，蜀国的政略方针和战略部署之间就陷人了自相矛盾之中。可以说，在吴蜀夷陵之战以前，蜀国始终被困扰在这种矛盾之中。
夷陵之战的失败，给了蜀国一个沉重的教训，使它的当权人诸葛亮不得不对蜀汉的政略方针作一深人的思考，其结果，就是蜀汉政权对以前的政略方针作了局部的调整和改变。这一点，通过以下事实可以反映出来。荆州问题是蜀汉夷陵之战前蜀国政略的核心。蜀汉政权在夷陵之战以前始终不肯放弃对荆州的占领，甚至在丢失荆州以后，不顾一切地发动了旨在夺回荆州的夷陵之战。在夷陵之战以后，由于认识到了自己政略中的矛盾，蜀汉彻底放弃了对荆州的要求。让我们看看发生在夷陵之战后的几件事。
蜀汉建兴元年(223年)，诸葛亮派使者邓芝出使孙吴。邓芝曾对孙权说了这样一番话：
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队，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邓芝这番话，向孙权表达了三个意思：第一，向孙权传达了蜀国政略方针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信息，即蜀国放弃对荆州的争夺，承认吴、蜀两国对土地占有的现状。邓芝说的“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即指吴国占有的荆州、扬州、交州，蜀国占有的益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邓芝在分析两国地理上的优势时，只提了蜀有重险之固。这“重险之固”可以作两层理解，一层是蜀国是个四塞险固之国，一层是“重险”指外有斜谷、骆谷、子午谷之险，内有剑阁之险。无论哪种理解，都是指益州一个州，显然，蜀国承认了只占有益州的事实。第二，分析了两国联合的必要性。邓芝指出，两国各有长处，只有将两国的长处合在一起，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鼎足而立，是指两国的生存；并兼天下，是指两国的发展。不论是生存还是发展，两国都需要联合。第三，指出了吴魏两国不可能长久联合。因为吴王是“委质”于曹魏。所谓委质，即臣下向君主献礼，是臣下对君主的效忠献身。这种不平等的联合必然会使曹魏不断向孙吴提出其难以接受的要求。总有一天吴国会因无法忍受而拒绝曹魏的要求，从而导致曹魏的讨伐。到那时候，吴国将会陷人以一敌二的困境。孙权当即答道：“君言是也。”从此两国开始恢复了以前的联合关系。
在邓芝出使孙吴以前，蜀汉方面也曾先后派过宗玮、丁宏、阴化、费柿等人出使过孙吴，但吴蜀关系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孙昊在与蜀汉通使的同时，仍没有断绝同曹魏的往来。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刘备病逝，孙吴派立信都尉冯熙出使蜀汉，吊唁刘备。回孙吴后，冯熙又被派往曹魏。魏文帝曹王对他说：“吴王若欲修宿好，宜当厉兵江关，悬旖巴蜀，而闻复遣修好，必有变故。”冯熙回答说：“臣闻西使直报问，且以观衅，非有谋也。”冯熙这样说，固然是一种外交辞令，但同时也说明吴、蜀之间虽有往来，并无信任。蜀汉与吴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得不到实现，固然与蜀国派出的外交使节人选不宜有关。譬如说丁宏，此人虽会夸夸其谈，善于辞令，但给人以华而不实的感觉。再比如说阴化，又过于实在，不善表达，不能充分表达蜀汉的意愿。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费伟是蜀国的一流人才，即使在三国中，费伟的才干也属上乘。他出使孙吴的成效也不大。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此时蜀国并没有像孙吴表示或者暗示过任何放弃争夺荆州的意思。而蜀国一天不放弃对荆州的争夺，孙武就一天不能同蜀汉真正改善关系。邓芝是诸葛亮派出的外交使节，他的话代表蜀汉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实际上是蜀汉向孙吴公开表明不再和它争夺荆州，所以能使昊蜀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可以说，邓芝出使孙吴的成功，当然与他的外交才干有关，但关键还是诸葛亮根据客观实际对蜀汉的政略方针做了重大调整。
在邓芝出访孙吴之后，孙吴为了表示和蜀汉改善关系，也派出了张温回访蜀汉。张温是吴郡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吴郡张氏是江东的著姓望族之一，张温的父亲因“轻财重士，名显州郡”，张温也因“少修节操，容貌奇伟”而被孙权器重。临行前，孙权一再叮嘱张温说：“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王。行人之义，受命不受辞也。可见孙吴对张温此行的重视。孙权的态度之所以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也说明蜀汉改变了对荆州的态度。张温到蜀汉之后，给蜀汉上章说：
昔高宗以谅暗昌殷柞于再兴，成王以幼冲隆周德于太平，功冒溥天，声贯阁极。今陛下以聪明之姿，等契往古，总百拱于良佐，参列精之炳耀，遐迩望风，莫不欣赖。吴国勤任旅力，清澄江浒，愿与有道平一宇内，委心协规，有如河水，军事凶烦，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礼义，未便耻忽。臣自远境，及即近郊，频蒙劳来，恩诏辄加，以荣自惧，谏但若惊。谨奉所贵函书一封。
张温这封表章，尽管充满了外交上的礼貌与谦恭，但表达了一个实质性问题，一个变化，一个感受。
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吴国勤任旅力，清澄江浒”这句话。“江浒”就是长江流域，就是指长江中下游，当然包括荆州在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吴国依靠本国军民的力量，扫清了长江流域，实际上就是再落实一遍，蜀国决策者是否认可了吴国对长江流域的占有，真正放弃了与吴国争夺荆州的打算。张温提出这个问题，就是看看蜀国君臣作何反应。
一个变化，就是张温表章一改孙吴过去对联合的冷淡态度，称蜀国皇帝为“陛下”，表示承认了刘禅的帝位。并称蜀帝为“有道君主”(当然是在蜀国放弃荆州的前提下)，愿和他一起平定天下。
一个感受，就是蜀国对他前来的重视。“臣自远境，及即近郊，频蒙劳来，恩诏辄加”，这些恐怕不是外交套话，而是事实。
蜀汉对张温所提出的问题做出的反应是令孙吴满意的，两国关系从张温回访后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就说明了问题。
从李严的调动问题上也可以看出蜀汉对荆州态度的变化。李严是蜀汉政权中很有才干的人。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益州发生马秦、高胜为首的武装起义，合聚部伍数万人，并打到资中县(治今四川资阳县)。当时刘备正在汉中，朝中兵力紧张。李严没有向朝廷要求增兵，仅带领五千人便把此事平定。这反映了李严的军事才干。正因为李严有才，刘备临死时，让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后主，并让李严任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永安是蜀汉进攻荆州的前哨，刘备对李严这样安排，表明蜀汉此时还要夺回荆州。但是，刘备去世以后，李严被诸葛亮调离永安，屯驻江州(今重庆市)，镇守永安的是不甚知名的陈到。这表明此时蜀汉已无意再和孙吴争夺荆州。
放弃与孙吴争夺荆州，是蜀汉政权在夷陵之战后政略的一个重大变化。但是，蜀汉政权修正了以前的政略，是不是意味着放弃了两路夹击中原的钳形攻势了呢?显然不能这样认为。
钳形夹击中原是蜀国始终坚持的战略方针。吴、蜀夷陵之战以前，甚至在属国丢失荆州以前，蜀汉政权内就有以庞统、法正、赵云为首的对荆州问题的另一种意见。他们主张“蚕食雍、凉”，占领关中，出撞关以争天下。这种意见一直没有被诸葛亮所采纳。从当时的形势看，诸葛亮坚持钳形夹击中原是有其道理的。庞统、法正等人的意见，是根据历史经验，走的是秦汉统一天下的老路。而这条老路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走得通。因为当是蜀汉所面临的形势，既不同于秦，也不同于汉。他们的对手，不是各顾其利的山东六国，也不是对所封之地心怀不满的各诸侯王，而是强大的、统一北方的曹操。这个政权在政治上，一开始就占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军事上拥兵数十万，经济上据有开发得最早的关东数州，要战胜这个强大的对手，只凭一路军队从关中杀出恐怕很难。
事实上，蜀汉放弃了与孙吴争夺荆州，并没放弃从东西两路夹击中原的钳形攻势。只不过是把东路这支进攻中原的钳臂由自己的军队变成了孙吴。蜀国的邓芝出使东吴时，孙权说：“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邓芝说：“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抨鼓，则战争方始耳。”两国在外交场合讨论灭曹魏以后两国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孙吴对配合蜀汉伐魏已经作了口头承诺。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蜀汉派陈震前去祝贺，双方约定：灭曹魏之后，天下的九州中豫、青、徐、幽四州归吴，充、冀、并、凉四州归蜀，司州两家平分。双方并盟誓说：“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罚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这可以看作孙吴对配合蜀汉伐魏已经做了条约上的承诺。
孙吴答应与蜀汉一起伐魏，说明蜀汉两路夹攻中原的钳形攻势中，东路一只已经成立，在这种情况下，蜀汉北伐曹魏的目的显然不是攻克中原，而是占据关中，形成进攻中原的另一支钳臂。
二、北伐的直接目标是进占陇右
从蜀汉建兴六年(228年)到建兴十二年，七年之间，蜀汉垂相诸葛亮带领蜀汉军队五次进攻曹魏，一次防御性作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北伐。传统的看法认为，这是诸葛亮北进中原的军事行动。从这种认识出发，有人指责诸葛亮“空师劳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并说这是“非明智之谓，海内归向之意也”。如果诸葛亮真的要在此时兴师动众，北定中原，这种指责或许有其道理，但实际上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不是这样。有的研究者看出了这种指责没有道理，提出了诸葛亮北伐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战略。这种看法否定了北伐中原说，也否定了诸葛亮北伐是不明智、不懂得人心归向的指责。但这种看法把诸葛亮北伐的最终目的落在一个“守”字上，没有看到诸葛亮北伐的积极意义。我们认为，诸葛亮北伐的直接目的，既不是北伐中原，也不是以攻为守，而是进占陇右，进而占有关中，配置起两路进攻中原的另一支钳臂。这在诸葛亮的历次北伐中都体现出来。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进攻的目标就十分明显地指向陇右。他否定了魏延出子午谷直逼长安的主张，说：“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诸葛亮所说的“坦道”，就是出阳平关，入魏境沮县(今陕西略阳东)、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到达陇右祁山这条路。这条路经陇南山地，走过一段高山深谷之后，到达沮县就开始趋于平缓，从沮县到祁县一段，还可以借汉水以通嘈运。诸葛亮上表说：“祁山县去沮五百里，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矣”，说的就是这条水路。此次出兵，诸葛亮作了周密的安排，分兵两路，一偏一正。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所领军队为偏军，这支军队不出阳平关，而是直接由汉中北上进人箕谷(秦岭山谷名，今陕西褒城西北)，扬言从箕谷进攻眉县。曹魏方面闻此，急令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驻扎在眉县，专门对付赵云偏军。当关中曹军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赵云偏军身上的时候，诸葛亮率领的蜀军主力突然出现在陇右。史称蜀军“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迅速占领了天水郡(治今甘肃天水市西北)、南安郡(治今甘肃陇西东南)、安定郡(治今甘肃径川北)。一时间，陇右五郡有三军叛归蜀汉，只有陇西(治今甘肃陇西附近)、广魏(治今甘肃天水东)二郡不服。曹魏朝廷十分惊慌，令右将军张都率领步骑兵五万，前往陇右进击蜀军。张都率部沿关陇通道迅速西进，过沂县(今陕西陇县)进人沂陇古道，沿此路登上陇山，意欲从街亭要地进人陇右，挫败蜀军占领陇右的意图。诸葛亮一面进攻陇右未下的其他两郡，一面派马傻率军往街亭阻击魏援军。不料诸葛亮军在陇西郡遭到魏守军的顽强抵抗，而马傻又将街亭丢失，魏援军迅速通过街亭开到陇右。诸葛亮军西有陇西未降，东有曹魏援军上陇，处于被夹击的被动地位，只好撤回汉中。
诸葛亮的第二次北伐是在第一次北伐失利当年的十二月。这次北伐没有走祁山老路，而是经故道出散关，直逼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这次出兵之所以没有直指陇右，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曹休在东线与孙吴的战争遭到惨败，魏将张部被调往东部支援，关中力量虚弱。第二，当时正值十二月隆冬，如果出祁山，一来离关中较远，二来汉水河道结冰，潜运不畅。但我们不可认为蜀汉这次出兵目标不是陇右。看一下地图就可知道，陈仓的位置处于关中西端，在关中和陇右之间。占领陈仓，东可进兵关中，西可进逼陇右，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诸葛亮第三次北伐的目标仍是陇右。蜀汉建兴七年(229年)春，蜀军又对魏国边境上的武都(治今甘肃成县西)、阴平(治今甘肃文县西北)二郡发动进攻。武都、阴平二郡突人蜀汉境内，与蜀汉形成犬牙交错之势。武都郡的治所下辨，是蜀军出祁山进攻陇右的必经之路，而阴平又是人蜀阴平小路的起点。这两个地方，对于蜀汉北伐占据关陇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次出兵，诸葛亮派的是将军陈式。曹魏雍州刺史郭淮听说陈式攻打武睹、阴平二郡，亲自率兵救援，欲攻击陈式。诸葛亮则率军北上至建威(今甘肃西和县北)，阻止郭淮军南下，郭淮自料敌不过诸葛亮，引军撤退，而陈式也攻下了武都、阴平二郡。
蜀汉建兴八年(230年)，曹魏分兵数路向汉中发动进攻。大将张部率军出子午谷，大将曹真率军出斜谷，司马茹率军由西城溯汉水而上，数道并进，会攻汉中。诸葛亮事先做好了准备，一面积极进行防御，同时又派大将魏延率军西人陇右，跳出外线作战，以牵制曹军的力量。由于曹军内部意见不一，再加上雨季进人汉中的道路非常难走，曹军无功而返。而在陇右的魏延却在阳溪(今甘肃武山县西南)大获全胜。
蜀汉建兴九年(231年)春，诸葛亮第四次出兵北伐。这一次仍是出祁山，进攻的目标仍是陇右。诸葛亮率大军围困祁山，派部将王平另守南围。诸葛亮的战术是围点打援，引诱曹魏大军出来决战。曹魏主帅司马茹看出了诸葛亮的意图，在吃了点小亏之后采取了不打不撤的僵持战术。由于粮食供给不上，蜀军只好撤兵。
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这一次蜀军没有直攻陇右，而是沿褒斜道出斜谷进人关中，目标直指离长安二百多华里的眉县。只是不是诸葛亮改变了进攻目标，不占陇右，准备直接占领长安了呢?当然不是。诸葛亮作出攻打眉县的姿态，有两个目的。第一，寻找曹魏关陇主力司马兹作战。因为司马鼓是个军事经验十分丰富的将领，不打垮司马鳃的关陇主力，要想占领陇右，进占关中是不可能的。第四次北伐与司马鼓的较量证明，司马鼓很难对付，尤其他不打不撤的僵持战术十分厉害。第四次的战场离长安很远，所以司马鼓能采取僵持战术，把蜀军拖垮。这一次诸葛亮把战场选择在长安西二百多里的眉县，摆出一副欲攻长安的姿态，逼着司马鼓出来决战。第二，如果司马爵出不来决战，蜀军就在眉县一带屯驻，切断陇右与关中的联系。陇右与关中久断联系，必定难以长久支持，蜀军就可以达到占有陇右的目的。我们可以通过诸葛亮进占五丈原的举动看出这个意图。司马鳃曾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司马彭并没了解诸葛亮的意图。五丈原在今陕西岐山县城南二十公里处，是一座高约一百五十米，宽约一公里，长约五公里的平坝。诸葛亮为了和司马能主力决战，根据古人的阵法创造了适于大规模战斗的“八阵”法，而五丈原的地形正适于八阵作用的充分发挥。诸葛亮就是要在五丈原与司马爵决战。五丈原北临渭水，南近太白山，东面皆深沟。在五丈原北面，隔渭水与北原遥遥相对。占据五丈原和北原，就控制了渭水，切断了陇右与关中的水上通道。所以，《地理通志》说：“五丈原高平广远，乃行军者必争之地”。占据五丈原意图就是切断陇右与关中的联系。最先看出诸葛亮意图的是曹魏雍州刺史郭淮。他对司马鼓说：“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郭淮的提醒使司马彭恍然大悟，他急令郭淮屯驻北原。果然，郭淮到了北原，堑垒还未修好，蜀军就前来进攻了。这更反映出诸葛亮切断陇右与关中联系进而占有陇右的意图。
总观诸葛亮北伐，蜀军从建兴六年到建兴十二年，七年之间五次进攻曹魏，一次防御性作战。出第二次战场在陈仓，第六次战场在渭水之滨五丈原外，其余都是在陇右地区。即使是第二次和第六次，其直接进攻的目标也不是长安，而是为了切断关中与陇右的联系并寻求魏军主力作战，或予以歼灭，或使其受挫，以便孤立陇右，待机夺取之。所以我们认为，诸葛亮北伐的直接目的，不是进攻中原，兴复汉室，而是进占陇右。
三、北伐的战略意义及评价
如果我们把诸葛亮的北伐与蜀汉的政略改变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对诸葛亮的北伐有一个新的认识，从而发现北伐所具有的新意义。
诸葛亮北伐的战略意义有四条：
第一，它具有弥补蜀汉以前政略失误的意义。朱大渭先生在《与夷陵之战》一文中对夷陵之战前的蜀汉政略事务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由于长期在荆州方面的纠缠，还失去了夺取必中的好机会。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战后，刘备为夺得整个荆州，长期在这方面周旋，到建安十六年(221年)底才进兵益州。他建安十九年(214年)夺得益州后，又不立即北上攻取汉中和关、陇，建安二十年(215年)夏天又回兵争夺荆州。正是在这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曹操把主力放在进攻关中和汉中方面，建安二十年(215年)五月彻底打败了马超、韩遂等的势力。刘备如果不是死死缠着荆州，那么他夺得益州的时间定会提前，随后主力北上，就会与曹操差不多同时夺取必中，自己的主力就不是与孙权而是与曹操针锋相对了。即使夺取益州的时间不提前，而在夺取益州后迅速北上，也可能先于曹操夺得汉中。当时关中诸将尚未全败，如果刘备以“甚得羌胡心”的马超为先锋，继以大兵，并联合孙权在襄、樊或合肥方面出击，这样，自己主力始终集中，又有孙吴为援，是曹操在关中立脚未稳的情况下两面受敌，自己夺得关中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果真如此，三国的局面将会改观。
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夷陵之战后，蜀汉的政略发生了部分改变，在新的政略方针下，诸葛亮为了建立起新的钳形攻击中原的态势，频频对陇右发动进攻，显然是意识到了以前的失误，不顾一切地想把以前的损失弥补上。
第二，诸葛亮的北伐成功与否，关系到蜀汉的国力能否进一步壮大。
毫无疑问，与曹魏国力相比，蜀汉显然是很弱的，从地域看，曹魏占有青州、冀州、充州、州、幽州、雍州、凉州、司州、并州，而且还分占了东吴荆州、扬州各一部分，而蜀汉仅据有益州一地。从人口上看，《通典》卷7《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这样记载：
三国鼎立，战争不息，及平蜀，得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两千，吏四万。通计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当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这个记载的准确性，后人有所怀疑。但用它作为魏、蜀人口比较的参照，无疑是可信的。蜀汉人口94万，曹魏人口443万，魏国人口约为蜀汉人口的五倍，这种力量的悬殊一目了然。地广则物博，人多则兵多。以此两点将魏蜀两国对照，其强弱之分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欲寻求自强之路，不外有两条：一是挖掘自身潜力，二是开疆扩土，向外发展。进占关陇，则是诸葛亮对外开拓以求自强的努力。关陇地区对于蜀汉国力的增强确实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陇右自古以来就是个出勇将强兵的地方。《汉书》卷28《地理志》上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陇右之地，地近匈奴，边塞战争频繁，故那里的人民崇尚武功，晓勇漂悍，此种风俗，历经数百年，至隋唐仍是如此。唐人魏征所撰《隋书》卷29《地理志》在谈到陇右地区风俗时说：“地接边荒，多尚武节。”汉武帝时，成立“期门军”和“羽林军”，其战士大多都来自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地理志》及颐师古注西汉时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这里的山东、山西不是今天的地理概念，而是指蜡山(在今陕县与绳池县交界处)，以东和蜻山以西。“出将”的山西，即指关陇，而在关陇地区的陇右，从汉至三国以来，确实出了不少名将。如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有飞将军李广、赵充国等人。李广是陇西成纪(治今甘肃静宁县西南)人，赵充国是陇西上邦(治今甘肃天水市)人，均属于陇右地区。三国时，曹魏方面的庞德、蜀汉方面的马超、姜维都是陇右人，也都是当时有名的战将。
陇右地区兵强将勇，民风强悍，这对于需要转弱为强的蜀汉政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刘备入蜀，即得马超，但由于重点放在荆州，没能使马超在陇右发挥作用。当蜀汉需要马超发挥作用时，马超又不幸去世。诸葛亮首出祁山，得陇右人姜维，这对于进占陇右，以陇右之兵壮大蜀汉军事力量无疑是如虎添翼。
陇右不但有强兵勇将之源，还是战马的产地。汉代史书记载，凉州“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北魏统一北方后所建立的河西牧场，主要包括陇右地区。河西牧场畜牧业兴旺时，有马200余万匹，骆驼100余万匹，牛羊则无数。北魏中军数十万骑兵用马，主要就是靠陇右地区供给的。至隋唐时，史书记载陇右的地理风俗仍说：“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墙，多畜牧。”从西汉至隋唐，陇右地区一直以畜牧发达著称。这对诸葛亮所在的蜀汉意义不亚于兵源。诸葛亮北伐，主要是与曹兵展开陆战，以后出关东进，更是在平原陆地作战。为此，蜀汉不仅需要强大的步兵，而且还需要强大的骑兵。
陇右还是一个大产粮区。从西汉时起，朝廷就在这里移民实边，广开屯田。陇右之俗，“勤于稼稿”，说明这个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农业。三国时，曹魏大将夏侯渊讨平陇右，还击武都郡，收氏人之谷十余万解。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失利后，担心刘备占领汉中后取武都，利用那里的少数民族力量进逼关中，问张既有何良策。张既献计说：“可劝武都氏人，让他们北上就谷以避贼，对先北上者厚加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结果，曹操撤出汉中后，将武都氏人五万余落迁到扶风、天水地区。曹操将他们迁到天水、扶风，对他们加以利诱的内容之一就是北上就谷，可见天水、扶风地区比武都产粮要多。这种记载是可信的。因为曹操控制了关陇地区之后，在陇右地区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
为了安定陇右民心，曹操曾让军中陇右籍的将吏放假回家，让他们“治屋宅，作水雄”。水雄就是利用水利进行粮食加工的器械，可见陇右产粮丰富。魏明帝时，徐邀任凉州刺史，“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
除了军事上、经济上的意义以外，陇右对于进攻关中还有地理上的优势。从汉中直攻关中，要走幽谷栈道，军粮转运十分困难，而从陇右进攻关中，水路有渭水顺流而下，陆路有关陇古道直达关中，没有什么天然屏障。
强兵悍将，战马利兵，粮食充盈，这些无疑都是国家实力的标志。因此，占有陇右，将使蜀国在上述三方面的实力大增，而且又具有东进的地理优势，将会建立起对曹魏产生极大威慑力的攻击态势。
第三，诸葛亮的北伐成功与否，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北进中原，兴复汉室的最终目标。
诸葛亮北伐的直接目的，首先不是要北进中原，兴复汉室。虽然他说要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借以号召天下的口号和旗帜。诸葛亮北伐的直接战略意图，是占据陇右，再图关中，为将来北定中原打好基础。面对曹魏从长安、陇右两个军事据点对付从汉中北上蜀汉军队的形势，蜀汉只有先夺取陇右，切断魏军右臂，巩固汉中至陇右一线，再东进向长安推进，方无后顾之忧。历史上不乏从观众东进取得中原的事例。三代时的姬周、春秋战国时的秦国、西汉高祖刘邦、十六国时的符秦、北朝后期的北周，都是从关中东出占领中原或统一天下的。当然，每一个从关中成功的事例，都有它内在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具体条件。但是，关中确实也有它的优势：它有等待时机的条件，若东出的时机不成熟时，可以用关河为阻，闭关待时；它有不失时机的有利条件，因为它离关东很近，可以密切注视关东形势的变化，及时掌握对方的各种信息；它有支持闭关自守的经济条件，关陇地区经过长时间的开发，至三国时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经济区，关中渭水流域素为农业经济发达地区，即使闭关自守，也可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它有进攻中原的地理条件，从关中人中原，几乎没有什么天险，渔关天险对中原西进是个屏障，对关中东进却是个随时可开启的大门。
进攻中原固然需要东西夹击，但东路这支钳臂已经不是蜀汉自己，而是东吴，对于蜀汉来说，进攻中原只有出关中一途了。如果不能取得陇右，就很难占领关中，不能占领关中，还谈什么北定中原！
第四，北伐的成功与否，关系到能否与孙吴一起建立起新的钳形攻击曹魏的态势。
蜀汉在夷陵之战失败后，调整了以前的政略，放弃了与孙吴争夺荆州，以寻求东吴在东线的支持与配合。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钳形夹攻中原的战略计划。钳形的一臂是蜀汉自己，另一只钳臂是盟友孙吴。这支“钳子”虽然不如以前设计的那样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但在当时却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孙吴这支钳臂是否配合得好，取决于蜀汉与东吴联盟的巩固程度，取决于蜀汉自己壮大的程度，也取决于蜀汉与曹魏势力抗衡的力度。事实上，诸葛亮一次次率兵北伐，声震陇右，攻取曹魏郡县，斩杀曹魏战将，使魏军统帅司马茹畏首畏尾，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这对自己的盟友孙吴也是个鼓舞。因而，吴、蜀两国加强了配合，在与曹魏抗衡中使联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蜀汉的数次北伐，都得到了孙昊在东线的呼应与配合。
早在诸葛亮积极准备北伐的建兴四年(226年)，孙权就开始了对曹魏的进攻。孙权亲率五万大军攻打曹魏江夏郡，同时又派诸葛瑾进攻襄阳，派别将进攻寻阳。在诸葛亮第二次北伐的前夕，孙权又在石亭战役中设计大败曹休，斩杀和俘虏万余人，缴获牛马骡驴车乘万辆以及几乎全部军资器械。若不是贾速轻军兼程及时增援，曹休军有可能全军覆没。蜀汉建兴八年(230年)，在曹魏向汉中大举进兵遇阻撤军后不久，孙吴在东线又向曹军发起了进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孙吴也出兵大举攻魏。这次出兵分三路：西路军由陆逊、诸葛瑾率领，约万余人，由江夏、夏口进攻_襄阳。东路军由孙韶、张承率领，约万余人，进攻广陵之淮阴(今江苏淮阴市西南)。孙权亲率10万大军为中路，进攻合肥新城，以吸引魏国援军，围点打援。
总观东吴对曹魏的这些进攻，都是在诸葛亮北出关陇战役的前后。由于东、西两条战线没有统一的指挥，从而影响了配合的效果，但孙吴配合诸葛亮北进的意图是明显的。
同时，诸葛亮也经常把北伐的情况向东昊通报。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给其兄诸葛瑾写信说：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一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
不久，又写第二封信给诸葛瑾，说：
项大水幕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邓芝)，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联而已。
在诸葛亮准备进攻陈仓前，又写信给诸葛瑾说：
有绥阳小比，虽山崖绝重，澳水纵横，难用行军者，逻候往来要道通人。今使前军祈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兵驻五丈原，还给东吴西陵都督写信说：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余里……马家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这些事实说明，蜀汉的北伐，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东吴盟友的支持与配合，使得吴、蜀联盟在战斗发展。纵观诸葛亮七年北伐，除街亭失利损失少量兵卒，拔西城千余家还汉中外，在以后长期征战中，不仅没有损兵折将，而且第三、第四两次北伐均打了胜仗，还夺得了魏国的土地人民，仅武都郡所领有二万余户，八万余口。在两次因粮尽退军途中，又击杀魏名将二人。其所得武都、阴平二郡，地处蜀汉西北边睡，既可北上陇右，又为汉中左臂，有利蜀汉北部边境的防守。建兴八年(230年)，诸葛亮在防御战中，派魏延外线作战，就是从武都北上在阳溪(今甘肃武山县西南)大败郭淮魏军的。后来，姜维“数率偏军西人”，也是从武都、阴平北上的。如延熙十年(247年)，出陇西(治今甘肃陇西)、南安(治今甘肃陇西西南)、金城(治今甘肃兰州市东)，胡王治无戴降，徙其部落以还。十二年(249年)复出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十六年(253年)围南安。十七年(254年)复出陇西，魏狄道(今甘肃临挑)长举城降。姜维大败魏军，拔河关(今甘肃临夏县西)、狄道、临挑(今甘肃崛县)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十八年(255年)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干挑西(指挑水以西，即今兰州市西南)，杀敌数万人。最后魏军战蜀，姜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现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倾军分护阳安关口(指阳平关)、阴平桥头(指阴平险道)，以防未然。”由于黄皓专权，置维表于不顾，致使邓艾偷渡阴平，蜀汉灭亡，由此可见，阴平、武都二郡对蜀汉北部边防的重要战略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诸葛亮率卒十万，对抗魏国名将司马茹二十万大军，以弱小的蜀汉抗衡强大的魏国，县屡次主动进攻，接连取胜，把主战场推向魏境。司马茹不敢与之决战，连魏国臣僚皆说：“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通鉴魏纪》明帝太和五年(231年)胡《注》称：“筋实畏亮……及进而不敢战，情见势屈，为诸将所笑。”这就大大地宣扬了蜀汉国威，鼓舞了蜀汉君臣和军民振兴蜀汉的壮志。因而诸葛亮北伐其预期战略目标虽未实现，但对蜀汉国力的增强，对主敌曹魏的防御，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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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满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