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上，有一座默默无名的小城陇州，摊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必须借助放大镜才能在陕甘交界地带发现它。在中国历史上，陇州充满传奇色彩，这里是大秦帝国的龙兴之地，是西汉帝国进击匈奴的前线要冲，千百年后，这个被称为“秦都汉关”的地方早已淡出史学家视野。虽然历史无暇关照普通人的故事，但并不意味普通人每天都在重复乏味日常。
2015年2月，央视《新闻调查》一则名为《陇东婚事》的节目，让陇州（接近陇东）重新进入公众视野，高彩礼、买卖婚姻、青年人的生存困境......一系列烙印着“落后”、“愚昧”等贬义的关键词立刻把陇州推上风口浪尖。浪潮总会过去，舆论终会平息，普通人的生活依然在绵延继续。
“赶最早的大巴，回家离婚”
农历二月二俗称“龙抬头”，中国北方，这一天人们会走进理发店消费，寓意“除旧迎新，一年将有好的开始”，在陇州，因为西北地区一年一度最大的庙会也在这一天准时开幕，因而节日气氛比周边地区显得更为浓厚。每年此时，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都会趁周末，从周边城市短暂返回凑凑热闹。
年仅25岁的赵阳也是众多务工青年中的一员，农历二月初七早晨，他特意赶最早的大巴从西安返回陇县，不过，他此行的目的与节日无关。一年前的冬天，赵阳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件大事，通过相亲他终于结婚了，一年后的春天，他决定赶紧结束掉这段婚姻。
从西安发往陇县的大巴每天六趟，车程近四个小时，火车则有两趟，同样四小时车程，但火车比大巴要便宜整整40块钱。在西安打工的年轻人，大多选择下午的火车回家，赵阳这次选择了最早最贵的一趟大巴。早晨六点出门，他身上只带了装有身份证的钱包，头发乱糟糟地，为赶时间，顺手招呼来两辆摩的。“师傅，听我的，走小路，要赶第一趟车！”坐在摩托车后座，赵阳指着他熟悉的街巷，“前年腊月，这些小街道可没少走！
赵阳嘴里的“前年”，正是他从苏州回到陇县的第一年。
“考不上高中，就去苏州进厂”
对于陇县的年轻人而言，苏州可能是他们最熟悉的南方城市。每年春季，由政府牵头，苏州许多电子工厂专门到陇县招工，通过简单的走访宣传，最终几乎都能“满载而归”，很多陇州青年由此迈出了从乡村前往城市的第一步，赵阳同样如此，“考不上高中就去苏州打工，大家都是这样！”
能给千里外的苏州大小工厂每年输送数量稳定的年轻劳动力，很大程度上，与陇县地区当年的教育状况存在直接关联。2007年以前，陇县只有一所高中，全县境内初中却多达七所。以2008年为例，全县应届初三毕业生多达六千余人，高中录取名额却不到800，这意味着6个初三毕业生，仅有1人能走进高中大门，所以长久以来，陇县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考高中比考大学难！”转折发生在2007年，这一年陇县第二高级中学开始招生，查阅历年中考录取分数线，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这一年分数线出现断崖式下跌——居然比上一年降低了整整80分。
赵阳2006年参加中考，他仍然记得当年考了480分，很尴尬的一个数字。在他印象里，那一年苏州电子厂的招工信息和夏天一起降临到了山村小城，“中考6月底结束，考完第二天，就有人来村里发传单。这些人先在村里摆摊宣传，放着高音喇叭，还有人上门动员，像查户口一样，门清”。赵家在那年夏天，几乎天天都能收到各种送上门的宣传资料，“根本看不过来，太多了。最后也不怎么看，一个村子的同学大家聚一块商量，只要有一个人挑好目标，其他人就跟着去，或者一听这个厂子里有认识的人，那就这家了。”
在赵阳看来，虽然进村招工的都是南方厂子，上门动员的也大多是一口普通话的外地人，但他们明显有备而来。“确定能考上高中和有能力复读的家庭，他们绝不动员。专挑考高中基本没戏，家庭情况又一般的死缠烂打”，赵阳说，每个村子全这样，9月份都进厂开工了，还有工厂往家里打电话动员，“也不晓得这些人咋搞到我们联系方式的？”
“学校肯定和这些招工单位有联系，说不定双方暗地里还有合作！”这是赵阳的猜测。据他回忆，那年夏天村里和他一起离开陇县前往苏州的一共4人，村子当年参加中考的一共有7人。后来，中考上榜2人，一年后，这个数字就猛增到了5人。
“命不好，早投胎一年，要多等一年就是高中生了，有可能和你一样还是大学生！”赵阳从摩的上跳下，漫不经心地讲完这句话，和两个摩的司机砍价，一番唇枪舌战，最终从20元砍到15元。他挠挠头发，“现在钱不值钱，几脚油门的事，也要这么多。那年夏天临走，光宣传册子卖废纸就卖了几十块钱，顶了一半车费呢，现在不行了！”
“谁没青春？我的青春叫狗吃了”
西安发往陇县最早的一趟大巴在早晨7：00，适逢周末，候车室的旅客比往日看上去要多一些，熙熙攘攘的人流里，陇县口音占了一多半，一街之隔的西安火车站广场，民工零星散落，都东倒西歪地斜倒在城墙根下，像飘在地上的枯枝败叶，哨鸽从广场上空飞过，晨光从东方斜射过来贴在城墙垛头，古城的一天此时才刚刚开始。赵阳在人群中穿梭，不时和一些相熟面孔打招呼，他要过我的身份证，连同自己的一起塞进窗口，取出车票，舒了口气，“还有十分钟发车，时间刚刚好！”
赵阳记得很清楚，2007年夏天，他也是从这个窗口买票坐车前往苏州的，“售票员都没换人，还是她！”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长途汽车，大巴从西安直接发往苏州，到达终点后，工厂派来的中巴车再把他们转到工作地。经过长达40个小时颠簸，当赵阳踏踏实实踩在异乡的土地上时，面前呈现的是成片成片的厂房，“太多了，像大棚菜一样，一家挨一家”。这样的场景在他此前十八年的生活中不曾出现过，“当时心气儿特足，看到这么多工厂，中考那些事早忘得一干二净了，想着还上啥学呀，活儿肯定不会少，安营扎寨干几年，也就彻底剥掉农民皮当城里人了！”
然而，没过多久，现实便很快给予这批年轻人当头一击。
“当初上门招工的人说他们属于一家工厂，也没细问，到苏州后才明白，全是中介！”和赵阳同一批抵达苏州的人不少，基本上都为凤翔、千阳等宝鸡周边县区的初中毕业生。“刚休息两天就被分配到不同工厂，不过距离都不远。我和渭南两个小伙一起，进的是个电子厂，组装电子手表零件，后来大家一打听，那一片厂子都干这个，最开始生产电子手表的多，后来就生产机器配件，手机保护膜最受欢迎。反正没啥技术含量，像喷漆这种活儿，刚开始去咱也干不了。大家穿一样的衣服，戴双手套，一坐八个小时。头几个月挺新鲜，不觉得累，好歹比种地轻松嘛，后来就开始厌烦，不是因为累，是心里头烦。”他用手指指脑袋，形容起当时那种感觉，努努嘴角，说脑子里面像有一盆水在晃。
赵阳一行人进的厂子大多属于苏州地区乡镇企业，其实，几乎所有通过招工进厂的陇县青年最开始从事的都是低端制造业。流水线上重复的动作看似简单，却以另外一种快节奏束缚着他们的身心自由，对于在学校散漫已成习惯的年轻人，这种束缚让他们颇感压抑焦躁。不过，重复劳动带来的疲惫感，很快就被到手的工资稀释掉了。“所有人进厂第一个月只发伙食费，不发工资，第二个月才开始发工资。前俩月人生地不熟，下班后没其他放松方式，月底心理上临近崩溃了，都有点撂挑子的意思，就在这时，工资来了。钱一到手，整个人都精神了，像抽了大烟，看见钱，心里也不打鼓不胡思乱想了”，赵阳笑着，“后来也一样，每个月上班最烦躁的时候，就该发工资咧，工资一发，又不烦了，等再烦的时候，工资又来了。钱这个东西日能（方言：厉害），把人在一个地方就套牢咧！”
距离15岁生日还有两个月，赵阳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此后的青春彻底和厂房车间捆绑到了一起，他一年到头基本呆在苏州，每隔两年抽空回老家一次。“不想回去，攒点钱就爱胡思乱想，后来就想能不能在苏州买房，有了这个念头就更不想回家。人一有小目标，眼睛能看见的东西就少了，我只盯着钱，抓紧时间上班攒首付。现在一想，那阵儿自己能耐还挺大，敢想也敢干！”回忆往事，赵阳感慨。
从最初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到生产班长、从生产班长到车间主管，完成职位的三级跳，赵阳只用了四年，在此期间，他的工资也由最初的底薪足足翻了两倍多。但是，北京奥运会后，苏州房价的三级跳成绩显然优于赵阳的职位晋升成绩。2008年，苏州房价维持在6750元左右，2009年7549元左右，2012年，这个数字就猛涨到了11939。
“越来越绝望！”赵阳用这句话形容在苏州攒首付的几年，“根本没办法，疯涨，一个月不吃不喝也买不起。2009年谈过一个对象，南方人，不要彩礼，只要一套婚房，要求不过分。后来还是吹了，给人连一块头顶遮风挡雨的瓦片都给不了，也没脸和人家继续谈，就是自己没信心了吧。说不爱吧，咋可能？但爱情不能光靠嘴说呀。说实在话，腰包不鼓，处对象都下不了决心！”
买房无望，爱情破产，2012年，赵阳果断终止了自己经营多年的“攒首付钱”计划，他把几年来的所有积蓄全部寄往老家，并决定把每个月工资的一半也按时寄回，“寄回家给爸妈攒起来养老，再把家里老房子翻修翻修。电视上老喊青春，谁还没有点儿青春？我的青春全叫狗给吃了！”
“相亲就是给姑娘过称，一斤一千”
西安到陇县全程250公里，大巴出城后先上连霍高速，再转入宝汉高速，最快只需3个半小时。“前几年高速通不到陇县，还没这么快。2015年我从苏州回家，火车直达西安，坐大巴上高速到宝鸡，再转车陇县。一路折腾坏了，回家躺炕上，房顶在眼前转了足足一个礼拜。”赵阳和我坐在返回陇县的汽车上，看着窗外林立的千河高架桥，喃喃自语。
谈起两年前的返乡，他耿耿于怀。赵阳坚持认为，今天之所以不得不亲手“成就”自己的婚姻悲剧，归根结底，都和那次被“威逼利诱”的返乡脱不了干系。“根本没打算回来，在苏州一个人挺好，挣的钱除了寄回家，剩下的把自己能勉强混住。但那回不一样，老爷子以死相逼，不回来行么？”他的语气充满埋怨。
赵阳1992年出生，兄弟两人，弟弟小他两岁，这样的家庭结构，按陇县地区的传统观念衡量，无疑完美无缺。可是在2010年以后，这种“完美的家庭结构”普遍成为“最让人头疼的例子”。陇县这个23.8万人口的山区小城，在国务院历次公布的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中，多年榜上有名。过去，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上的劣势一直是阻碍县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可陇县人没有想到，最终让他们大多数家庭彻底陷入经济绝境的，居然是后辈子孙的婚姻，确切的说，是年年疯长的彩礼钱。
尽管官方一直提倡并引导科学理性的嫁娶习俗，但私下里，相亲市场上的彩礼钱照旧节节攀升。2008年，陇县的彩礼均价50000元，2009年涨到60000元,2011年升至75000，从2012年开始，每年固定涨两万，这仅仅是县城周边川地，若放眼偏远山区，数字则更为惊人。反观陇县2015年的人均GDP，仅仅只有7581元，距离过万尚有将近3000元的缺口，“这还不包括置办酒席、购买三金的花销，要再加上翻修房子，没有二十多万，一个媳妇根本娶不进门。”
2014年，赵阳22岁，照他的说法，那一年他连刮胡刀都没考虑过买，结婚这件人生大事便“砸”到了头上。“我记得是年底，老爸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回家一趟，说要给我看媳妇，当时还挺震惊，觉得这种事情和自己根本不搭边，也没在意，当个耳旁风就听了。第二年开春，回了一趟家，呆了半个月，基本上天天有媒人往家跑，揣着各种姑娘的一寸照片让我看。后来才知道，都是我妈花钱安排的，他答应媒人，甭管能不能成，看一次20块钱。其实村里那种氛围我也感受得来，寒暄问候基本上离不开相亲、彩礼。那回才意识到，结婚这种事真的和我有关系了，有大关系！”
不过，家里的筹划没有让赵阳在21岁这年步入婚姻殿堂，他随即返回苏州，自以为逃离了一片战场，事实上，这场触及人生现实的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
2014年冬天，陇县地区的彩礼一度创下历年新高，即使平原川地也飙升至14万。同一年，在陇县政府主导的“农转非”政策鼓励下，大批山区农民携带崭新的居民户口本，拿着政府的购房补贴，开始大规模涌入县城。从此，彩礼之外，楼房（新房）又成了加在相亲上的另一个筹码。赵家原本有三间砖房，靠着赵阳持续寄回的工资，家里一年前已花大价钱将房子翻修一新，期许在儿子的相亲中获得更多优势。可是，2014年冬天，赵家的砖房在相亲的天平上瞬间轻如鸿毛，这意味着，赵阳若想继续相亲，家里就必须重新盖一座房，或者在县城购买一套。
“腊月里，我爸每隔三四天就打一次电话。起初还问问我的情况，到最后就直接质问啥时候回来。他心里着急呀，一个人一年能挣几个钱？彩礼一涨就是2万，搁谁谁不急？重点还有弟弟。一个家要有俩儿子，彩礼钱比一个儿子的家庭要多出不少。女孩子咋说？嫁到两个儿子的家庭受苦，将来还分不到财产。你看，这还没干啥呢，就惦记男方家的财产了。没办法，谁让女孩子稀缺呢？你不要总有人要。媒人咋说？相亲就是给姑娘过称，一斤一千！”
这种“贩卖式坐地起价”的婚姻形式，近五年在陇山地区怨声载道，其中原因，陇县人各执一词。“全是计划生育给害的！”赵阳坚信自己的判断。
根据陇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布的数据，全国第三次（1982年）人口普查，陇县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3.9，第四次（1990年）人口普查115.8，第五次（2000年）人口普查125.7，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110.7，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咱们这代人出生正赶上计划生育政策最紧的时候，罚款、结扎，生出来一看是女娃就直接送人，或者压粪坑，我还记得小时候在河滩游泳，常常碰见死娃娃，不用看，都是女孩。等咱这批人长大，该娶媳妇了，女娃娃少，彩礼不高才怪？别看是婚姻，和市场一个样！”赵阳分析。
“彩礼高，姑娘少，结婚年龄都暗地里提前。19岁结婚嫁娶大有人在，不领结婚证，几年后等有了孩子，结婚证和准生证一块领。都是被逼的，姑娘家也不想这么卖女儿，没办法。咱这代人，家里有女儿的一般都会有一个小儿子，嫁出女儿，用彩礼钱再给儿子娶进媳妇，谁也留不住这钱。从这一家背到那一家，一进一出、来来回回，钱比人还忙！”
“媳妇娶进门，家被掏空了”
中午11点半，我和赵阳乘坐的大巴抵达陇县县城。农历二月的黄土高原，空气清新，日光明媚，海蓝色的天空看上去有些失真，远处连绵起伏的关山之巅，隐约覆盖一层积雪，暗示眼下晴好的天气才刚开始不久。出了汽车站，赵阳并没有回家，径直沿北关路朝县城腹地走去。
“约好一点在民政局门口碰头，请你吃碗羊肉泡馍，时间就差不多了！”赵阳带我走进医院对面的羊肉馆，一共要了两份。他打量了一遍羊肉馆的角角落落，收回目光，压低嗓音，“看见了没？这个点儿来羊肉馆吃饭的男娃和女娃，基本都是相亲的，旁边坐的就是媒人！”
按照陇县地区旧时的婚嫁习俗，男方和女方在结婚前有一系列复杂的礼仪程序，颇有古代“六礼”遗风。然而，自2008年以后，伴随彩礼钱的水涨船高，陇县地区的婚嫁习俗如一趟拖拉机忽然迈上了“高速”轨道，与之对应的，相亲也进入“速配”模式。赵阳就是在2015年冬天正式离开苏州返乡，开始了他持续近两年的相亲征途。
“不到腊月就回来了。腊月是相亲旺季，外出的女孩陆续返乡，加上一直呆在本地的，女孩相对多些。媒人往往在十一月就把腊月的相亲日程安排妥当，耗到腊月回来，就等着吃剩饭吧”。赵阳把负责“牵线搭桥”的媒人称作“土中介”，“说是媒人，其实就是中介，和当年把我们弄到苏州工厂的那些人一个样。过去说亲，说成一个，主家要给媒人谢礼，一个猪头肉、一瓶酒、一条被面、一双鞋。现在不行了，得付钱，还不能少给。甭管成不成，媒人给介绍一个姑娘，男方家给媒人200元，如果婚事说成，不仅过去该给的一样不能少，还得再给媒人3000元。媒人现在职业化了，我们村原来一个人是牛贩子，现在牛也不贩了，专门给人说媒，一个冬天最少收入2万！”赵阳伸出两根手指，在桌子上点点。
返乡后的第一个腊月，赵阳在媒人带领下总共相了13个女孩，均告失败。“一没学历，二没正式工作。家里两个儿子，却只有一套房，这才是关键。一听我这条件，都不愿意。我也不愿意，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开出来的条件简直就是羞辱人。正月初三一过，我就到西安打工了！”凭借过去的履历，赵阳顺利进入一家位于市郊的工厂车间，他谋得一个主管身份，即使如此，到手的工资也只是他在苏州的三分之二。赵阳对先前的“返乡”决定，第一次产生怀疑，渐生悔意，可不久便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苏州了”。
就在相亲失败后二个月，为了让儿子尽快结婚，赵家以赵阳的名义贷款，在县城买下一套私人楼盘，没有房产证，不带小区，价钱比国家商品房便宜近一半，赵阳突然意识到，自己变成了房奴。这年国庆节，赵家正式入住新居，11月，赵阳相亲成功。
“当时我们就在这个羊肉馆见的面。媒人把女孩带到这，一顿泡馍，能不能行，就定了，现在也这样。她个子不高，和我一样原来也在苏州打工，眉眼有点像前女友。可能有相似经历吧，我在心里接受了她，一看到她我就想起过去在苏州的日子，她对我的第一印象也不错！”赵阳对两年前的场景记忆清晰。于是，从那顿泡馍开始，赵家全力投入到儿子的婚事筹备当中，赵阳几乎是被一路裹挟走进婚姻殿堂，一切就像开弓的箭，他根本没有机会停下。
农历十一月二十三，婚礼如期举行，相亲到结婚，一共用时49天。那一日，赵阳所在的村子总共举办了四场婚礼，关于自己那场，他一直讳莫如深，只是对我讲：“加上房子，一共花去小30万。媳妇娶进门了，家底被掏空了！”
“我成二婚了，我才25岁”
陇县羊肉泡馍远近驰名，堪称地方美食翘楚，可赵阳显得没有胃口，只顾闷头抽烟。他从上衣兜摸出一张纸，展开，递给我，“看！《离婚协议书》，我照家里人意思写的，她签的字！”我放下手里筷子，得到了他的眼神许可，随即开始浏览起这张纸上的内容。一分钟后，终于明白赵阳急于离婚的缘由。
妻子姓王，今年21岁，婚后一个月便和赵阳一起前往西安打工。在陇县地区，所有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婚礼甫一结束，便开始了另一条还债之路。这对年轻夫妻在西安一个月当时可以挣到7000元，而赵阳婚礼垒起的债务一共高达19万。为早日还清债务，新婚后的俩人开启疯狂的工作、赚钱、攒钱模式，压力随即接踵而来。生活的重担以及心理上所要承受的种种负担，不断挤压两人的感情空间，当新婚燕尔的激情褪去，潮涌而至的是无尽的牢骚与抱怨。终于，毁灭婚姻的冲突在新婚后第11个月爆发。
“她原来有肾结石，从没说过。那回突然肚子痛，到医院一检查，不仅肾结石，还有尿结实，身体上的小毛病多的很。当时我就有点不高兴，为啥瞒我呢？在西安住院花销不少，我想转回县上，好歹有医疗保险，她也同意了。可她爸说不行，必须得在西安，那就治吧。我去找丈人借钱，结果被直接骂了回来。长这么大，从没跟人借过钱，这是头一次，心里很憋屈！”赵阳谈到这里，眼圈看起来有些泛红，刻意躲闪我的眼神。不过，这还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半个月后，赵阳妻子身体痊愈，出院前两人做了一次全身体检。“是我妈建议的，她着急抱孙子，我俩一直没响动，体检体检，看营养啥的是不是没跟上。其实刚住院她就查过，我没查，这次查完，我就顺口问了问医生怀孕的事，想得些建议。谁知，医生看了体检单，怀疑她没有生育能力。当时就懵了，没敢跟家里讲，保险起见，就安排她再做一次妇科检查。大夫告诉我，她受孕几率非常小，那阵儿感觉天都塌了，没主意了，她哭了整整一夜。其实，这些情况她都知道，她家里人也知道！”
儿媳妇没有怀孕能力的消息传到赵家是在这年腊月十五。第二天，两家人坐在一起交换双方看法，女方父亲蛮横的说辞，给这段缔结不久的婚姻直接扯开了一个缺口。“我妈问他嫁闺女前晓不晓得女儿这些情况，他说知道，怪俺家当初没问，我妈当场气昏了！前前后后折腾一个礼拜，她累了，我也彻底累了，精力全耗光了”，腊月二十八，赵阳将姑娘送回了娘家。去时，姑娘嚎啕大哭一路；回来时，他自己哭了一路。
按照陇县地区近几年形成的“规矩”，像赵阳这种情况，离婚后，女方应向男方返还部分彩礼钱，至于数额，不存在固定标准。赵阳这次离婚，经媒人从中斡旋，女方家长只答应返还给赵家5万，“这个哑巴亏只能自己吃。到头来，人没了，钱也没了，再娶媳妇，就成二婚了，可我才25岁呀！”
尾记
赵阳最终没有吃完自己的那份泡馍。临近一点，我们来到民政局门口，许多人在排队等候，有着急离婚的，也有着急登记结婚的。姑娘和媒人准时到达，她穿一身妮子大衣，单肩包，戴着口罩，我无法看清她的表情，只有眼神在日光下躲躲闪闪。姑娘、媒人、赵阳三人一起走进民政局大门，媒人站在他们中间，把两人的身影联在一起。大约不到一个小时，赵阳一个人走出来了。
“她呢？”我问。
“走了！”赵阳掏出一根烟点燃，蹲在马路边上问我：“知道她干啥去了？”我在旁边蹲下，没说话。过了十几秒，他吐出一口新烟，把打火机扔在地上，平静地说：“大概相亲去了！”
本文2017年首发于《网易·人间》
作者简介：马鹏波，男，1993年出生，陕西宝鸡人。中文系毕业，致力于“非虚构”写作，作品散见于《中国青年》、《作品》、《时代报告》等，著有非虚构散文集《麦子黄了，麦客不会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