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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立志削藩,却因一场兵变出逃长安,变成敛财无度,宠幸奸佞

(来源:网站编辑 2023-04-06 00:47)
文章正文

唐德宗即位以后的第一桩大事,就是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听从宰相杨炎建议,废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改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两税法的实行,对我国封建社会的租税剥削制度变革很大,国家收支情况大为改善,使唐得以继续统治了一百二三十年之久。



杨炎为相,独任大政。他最大的缺点,是以报复个人恩怨为事。他最大的失着,是打击陷害当时出色的理财家刘晏。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财政支绌,刘晏受命转运江淮租米,源源供应长安、洛阳。他还实施榷盐法以充军国之用,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千钱为缗),季年(刘晏主持后期)乃至六百余万缗。

全国的财赋收入,开始每岁不过四百余万缗,季年收入至一千余万缗,使唐王朝顺利地渡过这个政治危机。

尤其值得称道的,他有一种理财理论,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养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粜”。“知院官始见不稔(旱涝歉收)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若干)蠲免,某月须如干(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资治通鉴》唐建中元年)



对这样一位出色的理财家,杨炎却诬陷他在代宗时,附阉官刘清潭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废太子(即德宗)别立独孤妃子韩王迥为太子。德宗轻信谗言,黜刘晏为忠州(治临江,今重庆忠县)刺史,后又遣派中使(宦官)去忠州缢杀刘晏。

这件事使朝野侧目,山东跋扈的藩镇,也为刘晏鸣不平,上表要求公布刘晏罪状,并“讥斥朝廷”,杨炎恐惧,“遣腹心分诣诸道,以宣慰为名,实使之密谕节度使云:“晏昔朋附奸邪,请立独孤后,上自恶而杀之。'”德宗获悉后,非常憎恶杨炎,“由是有诛炎之志”(《资治通鉴》唐建中二年)。

不久,德宗任卢杞为相,贬炎为崖州(治金城,今海南琼山东南)司马,遣中使押送,途中将炎缢杀。杨炎之死,固然咎由自取,但作为唐德宗来说,在即位头二年,就轻易地杀了两个干练大臣,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德宗即位之初,要想矫正肃宗、代宗以来的对藩镇姑息政策,如山东、河北藩镇偃蹇不臣,即用兵征讨。山东、河北的藩镇不但不屈从唐王朝,反而勾结起来共同对抗朝廷。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德宗发泾原兵去关东作战。十月初二日,泾原节度使(镇泾州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姚令言率泾原士卒五千过长安。

是日,军士冒雨至京,“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初三日,又前发至浐水,诏京兆尹犒师,惟糙米蔬菜,士兵愤怒,把饭菜蹴覆于地,扬言道:“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距白刃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士兵回入长安城,“喧声浩浩,不复可遏”,“百姓狼狈骇走”。这次兵变,几乎使唐王朝濒于灭亡。

唐德宗见发生兵变,召禁兵作战,竟没有一人报到。德宗只得携妃嫔、太子、诸王、公主,宦官左右仅百人,右龙武禁军四百人,仓皇逃出大明宫,北奔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初四日,又从咸阳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初五日,左金吾大将军浑瑊赶到奉天,他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将领,他一到奉天,奉天人心就比较稳定下来了。



泾原士兵进入长安后,在姚令言策动下,拥立太尉朱泚为主。十月初三夜,朱泚在泾原士兵拥护下,按辔列炬,传呼入宫,居大明宫含元殿,自称权知六军。初四日,徙居白华殿(亦在大明宫东苑之东)。初八日,又徙居宣政殿(亦在大明宫),当时唐失意的将相,纷纷劝泚称帝,泚自称大秦皇帝。后改大秦为大汉,改元应天,并署置官吏,“百司供亿,六军宿卫”,完全采用皇帝的排场。

在朱泚即位的前二天,朱泚派泾原兵马使韩旻率锐兵三千,名义上是迎接德宗回长安,实际是想袭取奉天。前泾原节度使、司农卿段秀实虽然留在长安,但尽忠唐室,他知道奉天守备单弱,如果韩旻骤然前去偷袭,奉天有失守的危险,于是倒用大司农印,招募善走的小吏去追回韩旻。

当天,朱泚召集段秀实等商议军事,段秀实夺旁人象笏击朱泚,“才中其额,溅血洒地”(《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泚脱走,泚众争前杀秀实。这消息传到奉天,德宗懊悔没有重用秀实,流涕不止。



朱泚称帝之后,杀唐宗室郡王、王子、王孙凡七十七人,并亲自统兵围攻奉天。时浑珹为京畿、渭北节度使,与邠宁节度留后韩游环在城内昼夜力战却敌。朱泚建帐于乾陵(高宗陵)之上,围攻奉天凡一月。城中资粮俱尽,皇帝供御粝米,才余两斛。

这时郭子仪已死(郭子仪死于建中二年),李怀光任朔方节度便。唐德宗对河南、北方镇用兵,李怀光奉命率朔方兵步骑一万五千前往河北前线,协同作战。听见奉天危急,怀光昼夜倍道,自蒲津渡河,西趋泾阳(今陕西泾阳境),十一月二十日,怀光部众大败朱泚于醴泉(今陕西礼泉北),朱泚引兵遁归长安。奉天城中闻朔方军至,“欢声如雷”,当时议论“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奉天]城不守矣”(《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

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在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闻长安兵变,奉天危急,也昼夜兼行,出飞狐道,经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由蒲津渡河,驻军于东渭桥。晟有士卒四千,由于他善于抚御,与士卒同甘苦,不久这支军队发展到一万多人。

神策兵马使尚可孤驻军襄阳,有兵三千,闻长安不守,也自武关入援,收复蓝田。



镇国军副使骆元光守潼关近十年,为众所服。引兵击走袭据华州的朱泚部众,遂进驻华州,招募士卒,得万余人,切断了朱泚与东方的联络。德宗任命骆元光为镇国节度使,镇守华州。

河东节度使马燧坐镇太原,牵制河北三镇的军队,使他们无法西向和朱泚联兵。并派遣其子马汇和部将王权入援奉天,屯兵中渭桥。

在李怀光的朔方军和李晟的神策军入援以前,唐德宗被围困在奉天,唐军处于劣势地位;等到李怀光、李晟军队入援,唐军不但解除奉天之围,而且进围朱泚于长安,这样就从劣势转化为优势了。

李怀光从河北驰援关中,常言天下之乱,是宰相卢杞等两三人所酿成,如果他见到唐德宗,一定当面揭露卢杞等人罪恶。不久奉天围解,卢杞怕李怀光见到德宗,便向德宗建议,命怀光“乘胜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此破竹之势也”。德宗轻信卢杞,下诏命李怀光、李晟等克期共取长安。李怀光千里赴难,血战解围,“而咫尺不得见天子,意殊快怏,曰:“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从此李怀光和唐德宗之间的嫌隙就构成了。



李怀光逗留咸阳,顿兵不进,屡次上表暴扬卢杞等罪恶,舆论喧腾,也责怪卢杞。如太子太师颜真卿在安史作乱时就起兵声讨禄山,是当时的元老重臣。李希烈在淮西称王,卢杞想借李希烈之手杀害真卿,就上奏德宗,说“颜真卿四方所信”,使谕希烈,“可不劳师旅”。

颜真卿时已七十六岁,德宗果然命其宣慰希烈,结果为希烈所害。唐德宗逃到奉天之初,前剑南节度使右仆射同平章事崔宁兼程赶往奉天,卢杞却命京兆尹王翃诬证翃与崔宁同时逃出长安时,“宁数下马便液,久之不至,有顾望意”(《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德宗又轻信谗言,将崔宁缢杀了,“中外皆称其冤”。这时德宗迫不得已,将卢杞贬为新州(治新兴,今广东新兴)司马。

李怀光逼走卢杞等人,心不自安。朱泚乘机“与怀光书,以兄事之,约分帝关中,永为邻国”(《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怀光反唐的态度也更益坚决。李晟的军队本来和怀光的军队驻地相近,见怀光与朱泚通谋,恐己军为怀光所并,于是移军东渭桥。

奉天地近咸阳,德宗不敢久留,避往梁州(治南郑,今陕西汉中),还想前往成都。李晟表称如“迁都岷峨,则士庶失望,虽有猛将谋臣,无所施矣”(《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唐德宗接受了李晟的意见,就在汉中住了下来。



唐德宗驻跸梁州,淮南盐铁判官王绍将江淮缯帛运到南郑。浙西节度使(镇丹徒,今江苏镇江)韩滉也派遣专使至梁州,献绫罗四十担。韩滉还运米百船,每船置五弩手以为防援,运至渭桥,接济李晟等军队。“时关中兵荒,米斗直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从五百减到一百)”(《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这对包围朱泚的唐军战斗意志,也是起了鼓舞作用的。

李怀光驻军咸阳,迁延不进。到了他决计反唐时,朱泚态度骤变,过去和他称兄道弟,这时却对怀光使用诏书,以怀光为臣子,而且要征发怀光的军队。怀光惭怒异常,“内忧麾下为变,外怒李晟袭之”。怀光曾企图攻打东渭桥李晟的军队,尝“三令其众,众不应,窃相谓曰:“若与我曹(我辈)击朱泚,惟力是视;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从也”(《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

李怀光的朔方军旧部,也纷纷奔归李晟。怀光知道他在关中难以立足,遂烧营东走河中(镇蒲州河东县,今山西永济蒲州),“将士在道散亡相继”,怀光左右大将孟涉、段威勇率士兵数千人投奔李晟,李晟军威益振,怀光的失败已不可避免。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五月,李晟攻克长安,浑瑊同日攻克咸阳。朱泚和姚令言率余众万人西走,“将士随道散亡,比至泾州(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才百余骑”(《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泾原士卒杀姚令言于泾州城下;朱泚率宗族宾客北走,途中为其部将所杀。

兴元元年七月,唐德宗回到长安。从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长安泾原卒兵变,到兴元元年五月李晟收复长安,这半年多时间,唐王朝的命运,真是险恶万状,现在总算转危为安了。

唐德宗一方面任命李晟以司徒、中书令兼凤翔、陇右(时陇右已失,陇右暂镇秦州)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晋爵西平郡王,命他负责长安以西藩镇事务,并力田积粟以攘吐蕃贵族的东进;另一方面,任命浑瑊为侍中兼河中、绛州节度使,充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和太原节度使马燧等合军进讨李怀光。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五月,韩游瓌率邠宁军攻怀光,怀光命将出击,怀光士卒,都是朔方军旧部,邠宁军也是从朔方军分离出来的。怀光士卒不肯作战,指邠宁军曰:“彼非吾父兄,则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邪”(《资治通鉴》唐贞元元年)。

怀光无法指挥。同年八月,浑瑊、马燧等军队逼近河中,李怀光在众叛亲离情况下自杀了。朔方军从此分为两支,一支由邠宁节度使韩游瓌率领,驻邠州;一支由河中节度使浑瑊统领,屯蒲州。

唐德宗兴元元年正月元旦,改元,大赦。翰林学士陆贽起草大赦诏书,诏书宣称小子(德宗自称)“长于深宫之中”,“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犹昧省己,遂致兴戎”。“力役不息,田莱多荒。”“邑里丘虚,人烟断绝。”“痛心觎(惭愧)貌,罪实在予!”自己揽下了罪责。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惟朱泚“盗窃名器”,不予赦免。“自顷军旅所给,赋役繁兴,吏因为奸,人不堪命。”“其垫陌及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等诸色名目,悉宜停罢。”(《唐大诏令集·奉天改兴元元年赦》)辞旨恳切。据说赦书颁下,人心大悦。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泽潞节度使李抱真入朝长安,对唐德宗说:“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指朱泚)不足平也。”(《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

镇冀节度使王武俊原来自称赵王,魏博节度使田悦称魏王,淄青节度使李纳称齐王,见到兴元赦书,皆去王号,上表谢罪。只有朱泚的弟弟朱滔,时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曾联合回纥、契丹南攻,结果为王武俊所败,只得退回范阳,贞元元年病死。他的幽州地盘,由其姑子(表弟)刘怦接管。怦居位三月病死,子刘济继位。

此外,原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于兴元元年称帝,国号大楚,署置百官,杀害唐王朝派来的宣慰使颜真卿。李希烈当时已进占汴州(治浚仪,今河南开封),威胁了运河的通航,所以唐王朝非对李希烈用兵不可。德宗贞元二年四月,淮西大将陈仙奇毒死希烈,并杀希烈兄弟妻子,举众降唐。



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又杀陈仙奇,自为淮西留后,朝廷因此授少诚为节度使。淮西对汴河漕运的威胁,暂时缓和了下来。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全国旱蝗,关中尤甚,米斗千钱,饿殍遍地。浙西节度使韩滉发浙东西米百万斛,接济关中。贞元二年三月,关中仓廪空竭,禁军在长安大街中呼喊:“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德宗怕又发生兵变,忧虑异常。

适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州(治陕,即今陕县西南),德宗听到这个喜讯,“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数月人肤色乃复故。”(《资治通鉴》唐贞元二年)

唐王朝重视江淮财赋,所以在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死后,任命刑部侍郎杜亚为淮南节度使,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十二月以后,又任命杜佑为淮南节度使,直到贞元十九年佑入朝任宰相为止,江淮财赋牢牢地掌握在政府能直接指挥的官吏手中。浙西节度使自韩滉死后,就不设节度使,改设浙西团练观察使,王纬、李若初、李锜先后担任此职。



扬州之外,还应提一提益州。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到贞元元年,张延赏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德宗自奉天奔梁州,延赏供应无乏,因此贞元元年入相,韦皋代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是延赏的女婿,但不为延赏所器重,落拓京华,任华州参军,凤翔陇右节度使张镒奏皋为营田判官,权知陇右行营留后事。朱泚称帝,初授皋御史中丞,后授凤翔节度使,皋斩其使。

德宗任皋为陇州(治汗源,今陕西陇县)刺史,并置奉义军节度,以皋为节度使。长安收复,迁左金吾卫大将军。贞元元年,拜剑南西川节度使,出镇成都。皋镇蜀凡二十一年,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病卒。皋遣使与南诏结好,出兵抗击吐蕃,保障西南,功绩卓著。

汴州当漕运要冲,如运河不通,漕米不至,唐王朝的危机就立刻爆发。宣武军自刘玄佐死后,作乱五次。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韩弘为宣武节度使,视事数月,杀郎将刘锷并其党羽。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弘入朝,在镇凡二十一年,士卒帖然。运河畅通,漕米得以源源运至关中。



永贞元年,德宗病死,年六十四。太子诵即位,是为顺宗。

唐德宗在即位初年,不满于肃宗、代宗的姑息之政,颇想振作一番,结果兵连祸结,导致泾原兵变,奉天被围,唐王朝险些灭亡。经过这次事变,他对藩镇就一味姑息了。

唐德宗在罪己诏中讲到自己不知稼穑之艰难,经过离乱之后,他见仓廪耗竭会引起兵变,于是“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新唐书·食货志》),剑南西川有“日进”,江西有“月进”,淮南、浙西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至代易又有“进奉”,这归根结底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德宗的任相,也是忠佞倒置。刘晏“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旧唐书·刘晏传论》),却轻易诛死。陆贽正直敢言,多所匡济,最后亦遭贬逐。卢杞奸佞,虽不得已加以贬责,还再三想起用他。裴延龄是聚敛能手,竟获得最大信任,言听计从。至如缢杀崔宁,更是天下称冤。听信卢杞谗言,命一代宗臣颜真卿出使淮西,使其耄龄遇害。作为皇帝来讲,德宗不仅聚敛无度,而且“内信奸邪,外斥良善,几致危亡,宜哉”(《旧唐书·颜真卿传论》)。



所谓“永贞革新”在最近以前一个时期,历史学者大谈“永贞革新”,要替二王、八司马翻案。二王,是两个蹩脚的政客,其人实无足论。八司马中,如柳宗元、刘禹锡等却是一代才人,所以对这个事件,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

二王,指王伾、王叔文。王伾,杭州人,始为翰林侍书待诏,累迁殿中丞、皇太子侍书,素为德宗太子诵所亲狎。顺宗继位后,还迁左散骑常侍,依前翰林待诏,未几为翰林学士。还能出入宫禁,至柿林院,见阉官李忠言和美人牛昭容。

时顺宗患重病,不能见百官,王伾主往来传授,王叔文主决断,然后王伾以叔文意告李忠言,忠言转告牛昭容,昭容代达顺宗,用顺宗诏书颁行天下。还门庭“车马填凑,珍玩赂遗,岁时不绝”(《旧唐书·王伾传》)。



王叔文,山阴人,以棋待诏,粗知书,顺宗即位,召叔文为翰林学士。叔文知道要掌握政权,必须掌握财政,于是调淮南节度使杜佑任首相,兼度支、盐铁使,自己担任度支、盐铁副使,数月后,又兼户部侍郎。而推荐韦执谊为宰相。

这时神策军的指挥权,掌握在宦官手里,宦官和二王意见不合,王伾、王叔文等用顺宗名义任命老将范希朝为神策军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想夺取神策军的指挥权。边上诸将各以书致中尉(由宦官担任),宦官方知神策军指挥权且为王叔文等夺走,他们就密令神策军诸将:“无以兵属人。”宦官俱文珍等又设法削去王叔文翰林学士职名,二王开始震惧,知道大祸要临头了。

顺宗以永贞元年正月即位,至七月,王叔文以母丧去职,王伾中风,告假归第。二王在政府,前后只七个月,所谓“永贞革新”就以失败告终了。



二王没有社会基础,他二人既非大族门阀,亦非科第出身,又值顺宗身患重病,于是藩镇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带头,翰林学士以郑细带头,请求早立太子。永贞元年三月,立广陵王淳为皇太子,更名纯;七月,皇太子纯勾当军国政事。八月,皇太子即位,是为宪宗。顺宗退位称太上皇。

宪宗即位,即贬王伾为开州(治盛山,今四川开县)司马,还不久病死。宪宗同时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明年令其自杀。

十一月,又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执谊为崖州司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司封郎中韩晔为饶州司马,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淩準为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为郴州司马。

其中如柳宗元、刘禹锡、程异等,皆一时人物,都因为二王的事受株连而贬逐,打击面确实大了一些。



二王当政并没有做出什么革新的措置。以罢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来讲,德宗贞元中,“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比岁(指贞元十三年前后)以宦官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

其后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长安东市、西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

仍索进奉门户(小费)及脚价钱(负荷进奉物入内,有雇脚费)。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商贾有良货,皆深匿之;每救使出,虽估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尝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左右金吾街使之属吏)擒以闻,诏黜宦者,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谏官御史数谏,不听。”



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十二月,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长安,具奏宫市之弊,德宗“以问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上(德宗)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资治通鉴》唐贞元十三年)。

五坊,一曰雕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小儿,给役五坊者。唐时给役者多呼为小儿。德宗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张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

或相聚饮食于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值,多被殴詈;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挈而去”(《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



唐顺宗为太子时,久知宫市和五坊小儿的无赖作风,曾与东宫侍读论及宫市等事,王叔文劝太子不要向德宗进言,以为德宗“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资治通鉴》唐贞元十九年)。太子听了他的话,果然不敢谈了。到了永贞元年,顺宗即位,宫市、五坊小儿、进奉等等诸弊端,都是顺宗久欲废除的,所以即位以后,下诏大赦天下,赦文中就首先提到:“常贡之外,悉罢进奉;贞元之末政事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悉罢之。”

不久,又“罢监铁使月进钱”(《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以上弊端的革除,皆贯彻顺宗素来的主张,与二王无关,不能说是二王的革新。至如二王要削夺宦官指挥神策军的权柄,这一点是可取的,但二王内外无援、范希朝老病,不能控制当时政治军事局面,所以二王就一败涂地了。

当时宰相五人,杜佑、贾耽、高郢、郑珣瑜、韦执谊,只有韦执谊是由二王推荐的。贾耽看到二王当权,称疾不出。诸宰相会食中书(政事堂),故事,宰相方食,百寮无敢谒见者。王叔文至中书,欲与执谊计事,令直省(中书省吏职)通之,直省以旧事告,叔文怒,叱直省。



直省惧,入白。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杜佑、高郢、郑珣瑜皆停箸以待,有报者曰:“叔文索饭,韦相公已与之同食阁中矣。'〔杜〕佑、〔高〕郢心知不可,畏叔文、执谊,莫敢出言。〔郑〕珣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二相(贾耽、郑珣瑜)皆天下重望”(《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都离职而去,说明二王在政事堂只能和韦执谊共事,其余四相把二王看作不是正途出身、不识国家大体的政客。

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皇太子笺,也以为顺宗“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辄当重任,赏罚任情,堕纪紊纲”(《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二王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主要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没有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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