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火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形式，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民俗文化意蕴。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社火艺术自身的一些原因，目前民间社火的生存现状令人担忧，数量在逐年减少，艺术水平整体下降。而今，当一些地方逐渐恢复了曾经消失已久的社火活动时，人们才想起：曾经的年，是那么的红火热闹。
如何让社火艺术走出传承困境？面对新时代和新观众，社火艺术又该如何创新才能长盛不衰？记者做了一番调查。
阁跷类社火是山西重要的社火形式之一。
追着锣鼓奔跑的那些年
在清徐县与交城县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叫郑村的小村庄。这里是记者的老家，一个正逐渐被现代化工业包围的小村。
历史上的郑村，由于地处清徐交城交界之处，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一度比较繁荣。因此，每年过年期间，这里就成为方圆十里最红火的村。唱戏非名角不请，各式各样的社火活动更是层出不穷。家家户户都备上了好酒好菜，招待前来看红火的亲戚好友。一到正月初五，各个大队的社火队就开始为正月十五的比评进行排练了。队里有威望的几个人开始挨门挨户为一年一度的架火筹钱。你家三块，他家五块，人们对于这种最为原始的“众筹”方式，总是竭尽所能。跑旱船、背背棍、敲锣打鼓，这十几天的时间里，人们总是忙的不亦乐乎。
正月十五元宵节是村里最为红火的，白天社火队伍走街串巷进行文艺表演，不宽的街道上总是被围得水泄不通。晚上架火点燃前，各个大队的锣鼓队要进行“捉对厮杀”。小孩们总是跟在锣鼓队的后面跑遍全村，不把最后一架架火看完，绝不回家睡觉。
然而，近20年来，村里再未举办过类似的社火活动。特别是近年来，周围工厂越建越多，年轻人纷纷去县城购房立业，村里变得前所未有的冷清，那些追着锣鼓奔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办社火需要钱，村里经济又不太好，也是没办法的事。再说现在年轻人都去城里买房了，村里人越来越少，哪能搞起来。”75岁的闫大爷当年是村里社火活动当仁不让的红人，如今，也只能看着面前十多年未曾动过的锣鼓发发感慨罢了。
“背棍有啥好看的，不就是一群大老爷们背上个娃娃走来走去，动作单一，没有一点美感，有啥好看的。”
“就是，你看这些跑旱船的，弄个破船，一百年也就是那么几个动作，傻不傻啊。”
两个00后孩子的对话，一定程度上也道出了传统民间社火难以吸引年轻人参与的尴尬。
“现在的年轻人，哪有那功夫搞社火呢。不是在家看手机，就是出去打麻将，村里三十岁以下的人，已经很难找出一个会敲锣打鼓的人了。”老闫说，这也怪不得他们，长时间的闲置，已经形成了断代，而传统的社火形式如果再不寻求改变，与时代接轨的话，真正消失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记者通过采访调查发现，社火在郑村的生存现状是目前我省社火活动遭遇尴尬的缩影。
“不点花灯月不圆，不耍社火怎过年”
虽然社火活动正遭遇着时代式的生存尴尬，但在历史上的山西，社火可是山西老百姓庆祝春节的狂欢活动。山西民间自古就有“不点花灯月不圆，不耍社火怎过年”的说法。那么，社火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有着怎样的来历？
“中国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对于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古老的人们的对土地与火的崇拜，产生了祭祀社与火的风俗。也有说法称‘社火’。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祖，是传说中的火神。”山西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庄志明介绍，“社火”是春节期间民间的自演自娱活动。它来源于古老的土地与火的崇拜。
“社火来历源远流长。原始社会中，人类为战胜野兽而生存，常在猎兽之后庆贺，这是最早的扮兽戏和村傩活动。农家以户族设‘堂’，以村、堡设‘社’，与‘社’有关的事称‘社事’，把各种不同爱好的人组织起来，设会头，订会章，收会(社)员，交会费，有一定的感召力量和威望，遇有不规行为，也有权力处理。这种会社，每逢迎神报赛、庆贺集会，必然举行游艺活动，锣鼓火把助威，狮子龙灯游行，人群相随，就形成了社火风俗。”
庄志明告诉记者，每队社火都有一个仪程官，如春节到单位或居民家中拜年时，仪程官就随着锣鼓点子说一首祝辞。社火队的主要项目有：高跷、旱船、高台、扭秧歌、耍狮子、舞龙、大头娃娃等。大型社火队由彩旗、锣鼓、狮子、旱船、大头娃娃、秧歌、高芯子等组成。
“在表演上，社火以民间传说和戏剧故事为题材，通过一个或一组人物展现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即为一转社火。人物要画社火脸谱，穿社火服装，持社火把杖。社火游演一般是探马在前，后面跟着社火会旗、旗队、火铳队、社火队，最后是锣鼓队。”
庄志明说，闹社火是中国北方地区的汉族传统民俗，成为人们庆贺一年成就的盛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不断提高，祭祀社与火的仪式逐渐增加了娱乐的成分，成为规模盛大、内容繁复的民间娱乐活动。如今，社火以其悠久的历史，神秘、深厚的文化内涵，声势浩大的场面，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春节期间民俗活动的亮点。2006年5月20日，民间社火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铁匠巷高跷第六代传人马老孩表演高跷绝技“过天桥”。
山西社火的前世今生
作为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山西，社火文化丰富多彩且历史悠久。
“山西的民间社火，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全省约有200多种，按其形式可分为锣鼓类、秧歌类、车船轿类、阁跷类、灯火类、模拟禽兽类、模拟鬼神类、武技类等。”山西民俗学专家段有文介绍，山西社火一般演出时间是在农历正月初四到十六结束。山西的民间社火，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由于受到地域、历史、经济、交通的影响，有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特色。
“其中，锣鼓类，以节奏强烈明快，场面壮阔粗犷为特点，充分展示了黄土高原人民质朴豪放的气质。秧歌类，有的侧重歌唱如‘伞头秧歌’，俗称文场秧歌;有的则歌舞结合，以舞为主，俗称武场秧歌。车船轿类，以精湛的技巧装饰成各类民间交通工具的形状，表现丰富的时代内容，主要有旱船等节目。模拟禽兽类和模拟鬼神类的民间社火，表现了远古时期人类与自然界凶禽猛兽的斗争，反映了人类对邪魔鬼怪的迷信与敬畏。武技类有九节鞭、鞭杆拳、剑舞、刀舞、穿心杠、跳火笼、霸王鞭等，以高超的技艺引人。”
据段有文介绍，山西社火中最有特色的当属阁跷类，在晋南一带最为流行。
“阁跷类社火以道具制作精妙神奇、表演技巧惊险动人而为广大群众喜爱。襄汾县中黄村的高台，就是其中之一种。传说，中黄高台最早也是来源于祭祀，由人装扮成神，先在庙内表演，然后相继走出，串街表演，群众都跟随围观，有时水泄不通，后面的人无法看到。后来，有人提出把神的扮演者设法固定在木板上抬起，既增加了表演的立体性，又方便观众欣赏，由此产生了中黄高台。”
记者曾经目睹过中黄村高台的风采，先是锣鼓队在前面开道，接着是许多装饰艳丽的旗伞，后面才是精彩的高台。高台一般有八人抬着，铁拐根据表演内容设计，自然巧妙，出人意料之外。高处的演员漫舒广袖，轻轻摆动身体，卜面抬的人稳步向前，密切配合，这些民间艺人根据一定的物理原理，利用人们形成错觉的心理特点，虚实相生，真假混同，把结构奇巧的铁棍绑扎成空中舞蹈，令观者提心吊胆，而表演者则神态自如。
表演的内容以传统戏曲为主，同时也反映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年年有高台，岁岁翻花样。太原地区将与之类似的艺术形式称为“铁棍”“背棍”，有的艺人能同时担负三位小演员。
作为阁跷类社火的另一种形式，高跷是山西普遍流行的社火形式。木跷高度不一，有的低至一尺多，有的高达一丈五尺，一般为四、五尺。
“高跷有文高跷、武高跷之分。文高跷用弦乐伴奏，边走边舞，变换各种队形，既表现历史故事，也表现现代生活，内容丰富多彩，不拘一格。武高跷用打击乐伴奏，以表演特技为主，襄汾县盘道村，素以武高跷表演闻名。浮山县高村、庄里、张家河、火壁一带，也以武高跷著称。垣曲县胡村的高跷，除了磕拐、碰拐、跌叉、跳桌等特技表演外，还有抬二节、抬三节、坐抬、上抬、组合抬等高难抬法，把惊险的表演与优美的造型艺术融合为一体。武高跷表演惊险紧张，动人心魄，与文高跷的气氛热烈舒缓形成鲜明对比。”
山西最有名的社火要数晋中社火了。它源于秦汉百戏，发展于唐，盛行于宋，丰富于明清，形式多样，精彩纷呈，是中国社火文化的典型代表，2007年被中国民协授予“中国社火之乡”的称号。
每年春节期间，晋中各地城镇乡村都要在主要街道和广场挂彩灯、搭彩楼彩台、装彩车,进行各种演出和街头文艺表演。舞龙、舞狮、抛绣球、抬花轿、民间八音会吹奏、锣鼓大赛、晋剧、秧歌、小戏演唱等各种传统民俗艺术活动竞相登台,场面是人山人海、灯火辉煌。丰富多彩的节目把游客带入乡土气息十足的文化氛围中。
而山西社火节的发展历史中不乏晋商的影子。社火得到了晋商们的大力资助，同时，晋商从各地网罗的新材料和新工具，也给社火带来了新变化。“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晋商”，遍布全国各地的晋商们，在他们的资助下，山西社火节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筹措也更加游刃有余。
山西社火生存尴尬症结何在
民间社火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形式丰富多样，内容丰富多彩，文化意蕴深厚，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但目前山西民间社火的生存现状却令人担忧，数量逐年减少，艺术水平逐年下降，民俗文化意味淡化，民众参与意识淡漠……
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调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山西各地几乎村村有社火；90年代以来，社火的数量减少了3/4；进入21世纪后，农村社火更是日渐稀少。
“虽然近年来随着国家文化部门的重视和对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民间社火的数量有回升的迹象。但受时代因素的影响，社火的艺术水平、民俗特征、文化意蕴已经无法和传统民间社火相提并论，民间社火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那么，曾经风光一时的山西社火，因何会走到这种地步呢？庄志明归结为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的影响，不仅直接表现在人口变化、经济转型等方面，也渗透在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精神生产等方面。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见识越来越广，接触到的社会新鲜事物也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对这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产生审美疲劳。此外，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走进城市，农村年轻人口越来越少。即使是留下的，他们既缺乏社火表演的兴趣和热情，又无社火表演传统的学习和继承，使民间社火表演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在很多地方，社火技艺已出现断代现象。”
其次，社火自身的艺术水平下降，难以与社会接轨，也是造成社火日渐式微的重要原因。
“这其实也是城市化进程造成的必然结果。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正值闹社火的春节期间，农村年富力强的劳动力已经开始走向城市。他们即使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参与。这就使得民间社火全凭一帮中老年人在维持，在思想上和审美上，很难与时代接轨，艺术形式单一老化，水平技艺逐年下滑，很难勾起人们参与的欲望。”
此外，有限的经费也成为一些地方社火活动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自古以来，社火活动都是民间自发的，自筹资金的一种大众活动。如今，随着社火形式的日渐式微，已很难引起人们参与的兴趣，愿意为之“买单”的民众也越来越少。而政府又没有专门的社火经费，因此，社火活动的减少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社火的没落，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某一个原因，城市化的进程虽然增加了农民的见识，但并没有剥夺人们对于传统民俗文化的那种热情。我们也不能怪人们对社火产生审美疲劳，这其实是一种外在的认知。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社火活动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参与度。归根结底，我认为社火活动之所以面临困境，还在于没有与时代形成很好的接轨，缺乏创新才是硬伤。”
庄志明认为，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创新传承。如果仅仅停留在保护的层面而不思创新，迎合时代发展的话，再好的艺术也终究会有没落的一天。
坚守，是一种尊重和保护
每年元宵节期间，都是清徐县东于镇闹社火的时候。从古至今，从不间断。东于社火已成为当地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今年东于镇的社火比往年隆重了不少，社火内容几乎汇聚了山西社火的所有形式。旱船、背棍、高跷、舞龙、架火、锣鼓等让人目不暇接。期间，当地群众及附近太原、榆次、吕梁等地游客参与热情空前高涨，场面盛大。很多人感觉红红火火的“年”又回来了。一些年轻人表示，以往一听是“老传统、老东西”，首先就是排斥，但当真正见识了东于镇的社火后，才看到了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感觉很震撼。庄志明说，这才是民间艺术的文化认同感。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社火反映了当地人们团结一致、共谋生存的场景和情形，也充分体现了早期的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法则。在岁月的长河里社火作为一项重要的仪式，曾长期维系了民众之间的平衡关系，提倡和体现着乡土祖宗观念、家庭孝养观念，营造了积极向上、团结欢庆的气氛，培养了良好的人格风尚，对形成当地独有的文化形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社火文化是从民间大众中走出来的民间艺术，是区域民间文化的活化石，也是研究地方风俗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地方文化、民间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与现代价值。我们传承社火，就是要充分挖掘、整理社火文化的内涵，将社火的多重文化价值、社会功能以更具观赏性、艺术性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
社火文化该如何传承？庄志明给出了自己的想法。
“社火传承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不能由单一的传承人或职能部门来负责。它需要社火传承人和相关政府部门、企业、社区，以及来自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等领域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的协同努力。最好能将社火演出作为一项政府必行的公益活动。其次，要借助民间组织的推广和促进。由政府统一协调，并给予一定政策和资金支持。此外，还要充分利用目前山西各地旅游业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与景区形成互动，促进共同发展。”
庄志明表示，山西有如此深厚而精彩的社火文化，这绝对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它断送，理应为社火文化的传承尽自己的一份力。
随着时光的推移，社火在这片黄土地上流转传承，它已经积淀成为一种习惯和一份守望。只要这种习惯和守望一直存在，社火的希望就在。而这种希望不仅建立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认同上，也建立在社火自身的与时俱进与不断创新。因为，从来没有一种文化形式是一成不变的。与时代接轨，方能与世界同行。
（本报记者 毕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