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新 (1912—1972)
字悟生，千阳县城关镇东大街人。民国22年(1933)毕业于西安中学。民国24年(1935)开始学医，并升任千阳县卫生助理员，专司种痘防疫工作。公务之余，在自办诊所坐堂行医，深谙医道，尤长中医内、妇科，名闻遐迩。民国37年(1948)任千阳县卫生院院长，致力于卫生管理和民众卫生工作。
1949年8月至1953年，在开设诊所、坐堂行医时筹办了千阳县医药研究会、千阳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并担任理事长、副理事长，为支前和卫生建设做出了贡献。1954年在陕西省中医学校进修。期满留校任教。后学校改为陕西省中医学院，他主讲《金匮要略》、《中药学》、《方剂学》、《医学史》等课程。长期担任第三教研组长，编有《方剂学》、《中药学》等教材及讲义。
杨秉坤 (1914—1972)
宝鸡县陵原乡宝陵村人，中共党员，县人民代表，陕西省劳动模范。
杨秉坤勤劳秉公，是庄稼行的好把式，人称“背死牛”。1951年秋，带头与四户贫雇农组成宝鸡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头年夏收运麦中，一社员不慎将秉坤价值600多元枣红马落崖摔死，顿时组内人心惶惶。秉坤公而忘私，沿门说服组员，当即抓紧脱粒自家的小麦卖给国家，又买回一头轻口骡子供互助组使用。安定了人心，巩固了这个初建的互助组，该组当年夏粮产量高出当地30—50%。是年秋粮食又获丰收，互助组由4户发展到7户。1953年，与其他两个组合并为互助联组，继而又发展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选他为社主任。时社里家底薄，社员生活困难。秉坤为使大家富裕起来，他把自家十多亩芦苇收入款无偿投入，组织社员搞起加工麻绳的副业。开始只有七、八名绳匠参加，相继培养发展为六、七十人，并与市供销社、外贸单位订立包购包销合同。每年拧绳5—6万斤，收入达4000多元，人均分红200多元，既增加了集体收入，又改善了社员生活。1960年以3万多元的拧绳收入从宝鸡市给本村架起了高压线，社员有了电磨子，户户用上了电灯。宝陵村多沟壑，为了绿化荒坡，他带领社员植树造林，从外地购回1万多株树苗，育苗10多亩，经过几年经营，使荒坡披上了绿装，秉坤成为绿化宝陵的开拓人之一。为发展集体生产，实现共同富裕，秉坤一心为公，很少考虑个人私事。长子患了小儿麻痹症，他无暇照管；次子一次夏收中发高烧病危，只嘱咐其妻送医院诊治，自己坚守岗位领导群众抢收。平时对待贫苦社员既登门看望，又借钱借物，进行资助。社员称他为“社会主义的好带头人”。
强和亭 (1901—1972)
又名惠，宝鸡市金台区西南城巷人。出身世医家庭。其父强仲庸为凤翔府名医，号称“强一付”。和亭自幼随父学医，后又拜名医丁正南堂下深造。他行医50余年，声名远播。解放前，他以“济世活人”为宗旨，节衣缩食，为贫苦群众施医舍药。40年代末，为便于给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群众医病，他走遍宝鸡地区，采访诸家良方，遴选编辑，与孙思邈之《海上方》一并刻石碑两块，先立于庙会集镇之地，后竖于磨坊山和景福山，以便众抄传世，被誉为一时创举。解放后，他被聘为宝鸡市科技协会特约研究员，兼任数届中医学习班、进修班教师，并为陕西、广东等省中医学院代培实习生。
他毕生致力于中医学研究，广泛收集图书资料，刻苦钻研，深探医理。编有《医门法律摘要》、《伤寒论辑要》、《新编脉袂》。和亭先生对医术精益求精，临床切脉有独到之处。他处方精良，用药简要，疗效显著。特别是对杂难病症，有独特疗法。强和亭善于总结经验积累医案，直到临终前还整理了百十余临床医索手稿。1973年，国家将两块药方碑收藏于陕西省中医学院，碑文拓片流传于上海、北京、日本等地医药界。
刘煊 (1906—1973)
字耀庭，麟游县旧县城人。民国10年(1921)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学堂，后考入省立三原师范，受“五四”运动的启迪，参加当地农运活动。民国14年(1925)“五卅”惨案后，和其他同学利用假日，回县发动西巷小学师生，组织“雪耻救国会”，反对腐败教育，传播革命思想。民国16年(1927)入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投入甄寿山师教导团军官队当学兵，后经党组织决定，和赵伯经、白庭栋回麟游，建立了共产党小组。翌年2月，中共麟游支部成立后，刘任支部书记。6月，党支部改选后为支部委员。曾以“人民自治会”的名义，印发传单，张贴于县政府大堂和街道墙壁上，揭发反动当局政治腐败、绞杀革命的罪恶。后出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直接领导的秘密武装——麟游县常备队队长，在思想进步的县长温亚儒支持下，担任国民党县政府军事科长等职，始终参与地下党的决策活动。民国32年(1943)麟游地下党遭破坏，县委书记被捕，赵伯经被迫出走，他毅然尽力营救被捕同志，未出10日刘亦被捕关押宝鸡。在严刑下他只字未吐，始终保守党的秘密。后闻地下党员王乐天殉难，义愤填膺，在狱中作“壮志未酬身先死，孰料渭水哭忠魂”的挽联一幅以示纪念。不久以嫌疑犯将刘关押西安劳动营，他配合难友，坚持斗争。一次狱卒(中队长)无理责难，耀庭毫未屈服，他先法制人，打得狱卒跌倒在地，并厉言揭斥监狱中野蛮残酷的罪行事实。后被镣铐锁入木笼。此举震动很大，人极赞其铁骨正气。直到民国35年(1946)始获释放。民国37年(1948)，西府总队随解放军出击宝鸡，到麟游后，刘即跟随活动，7月，总队返回边区，他仍留当地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省、县人民代表、县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委员。1956年任县文化馆长，聘请义务教师，开设民众夜校，动员城关男女群众，参加学习。用自己的工资，为教师购买奖品。1958年，他已年近花甲，肩挑60余斤重的宣传工具，往来于五申、永丰、五龙泉水库和麟凤、麟永、麟眉公路的工地上，演幻灯、放录音，活跃工地文化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路线迫害，被残酷揪斗，复投监狱，遭受折磨，于1973年5月饮恨而终。1976年始得平反昭雪。
范宜斋 (1896—1973)
又名文彬，岐山县蔡家坡镇范家村人。宜斋祖辈三世业医，家学甚厚，医籍尚存，又感于乡人求医之难，遂发奋学医，常日耕夜读，渐谙岐黄之道，于内、妇、儿科均有所得。20岁起，于蔡镇恒济堂坐堂诊病。民国10年(1921)进入蔡镇隆义成诊病，临症屡能起沉疴、救急难，誉满乡里，名播西府。他出自寒门，性格温善，深察劳动人民生活之苦。初行医时，村人前来求治者，一概不收诊费，如有延医至家看病者，不论位之尊卑、家资贫富、路途远近，皆一心赴救。并将自制的五香丸、九转丹、普济丸，按病施舍，分文不取。民国25年(1936)，蔡家坡疫痢流行，他耗资40大洋，施药500余付，活人甚众，乡人感激，称其为范善人。解放后，他放弃优厚收入，捐资筹办联合诊所。1964年调往宝鸡中医学校任教，担任温病学、诊断学教学及临床指导。曾被选为市、县人大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县政协委员，受聘为陕西省中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范宜斋从医近60年，造诣颇深，尤以温病见长，其论证简明扼要，施方灵活多变，每以轻剂愈重症，名传遐迩。创制有“五叶三花汤”等方剂，撰有《临床医稿》、《验方汇编》、《四诊须知》、《妇科平常录》、《小儿普通方》、《温病纪要》、《药性总义》、《药性歌括》、《运气学》、《名医理论》、《癫狂症治库》、《噎膈选粹》等。
王子麟 (1907—1973)
又名王统。宝鸡县陵原人。15岁入医门，投甘肃平凉益元堂名中医杨多盛学习12年。出师后悬壶宝鸡，先后坐堂于“积庆合”、“德盛统”中药店，1947年加入宝鸡县中医师公会。1952年7月进入宝鸡专区中医进修班学习，毕业后任中医门诊部中医师，是宝鸡市中医院创始人之一。
他以“医学三字经”为启蒙，精读《寿世保元》、《本草备要》、《内经》、《苦难经》，长于内、妇、儿科，尤擅长妇科疑难杂症。对妇科常见的经闭、崩漏、妊娠、恶阻、产后发热、腹泻等病症的治疗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妇女情绪易波动，内伤七情较为常见，以气郁引起血滞型闭经者居多”，治疗应“疏肝解郁，逐淤通经”为宜。自订“通经汤”方，临床应用数十年，疗效甚佳。他强调学习前人经验，应“遵古而不泥古”，当有所创新。对傅青主论产后病治则“热不可用岑连”执异议。他认为：“此说值得商榷，先贤所述，不可偏执不化，有是症必用是药”。在临床中，凡遇此类病例，大胆投入石膏、知母、黄岑、黄连等甘寒或苦寒之品，以攻邪为主，佐以扶正，多收立竿见影之效。生前著有《妇科临症经验介绍》、《产后腹泻经验介绍》等。
王子麟医德高尚，对患者一贯认真负责，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医院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每限诊号60个，他却主动要求增加10个号专给农村人诊治。他说：“农村妇女来城就医不便，我忙点累点没啥，只要对病人有利”。有的病人无钱取药，他解囊相助。他的医德医术遐迩闻名，誉满四方，豫、陇、青、藏等地患者亦常慕名求医。西藏少数民族妇女李荣华腹内痞症已五年之久，多方医治无效，经他投药25剂，痞块消失，康复回藏。1951年3月4日，宝鸡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召开“声讨美帝国主义使用细菌战，残害朝鲜人民的罪行”大会，他激于义愤和爱国热情，带头捐献金元宝一个，银元180块，支援前线，受到上级嘉奖。1952年宝鸡专区中医门诊部成立时，他献出家中存药和桌椅板凳，使门诊部及早开业。1955年在工商业改造中，他把自己开办榨油厂的11万元资金全部投入公私合营企业，三年后主动申请放弃定息。1956年当选为陕西省卫生先进工作者，被聘为陕西省中医研究员。1963年被选入陕西省名老中医序列。
刘玉德
山东阳信人，国立北京大学毕业。抗日时期任山东教育厅视导。山东沦陷后，随厅长何思源带领山东流亡学生到陕西。民国29年(1940)任麟游县长。落任之初，选贤任能，将赵伯经由兵役科长调任民政科长，寄以信任。以赵杰、王乐天先后任自卫队长，刘章天任国民兵团副官。主麟政三年，未言及“剿共”，使麟游的地下党组织得到发展。
民国29年(1940)，夏田薄收，翌春饥荒，他据实请赈，且严核领赈名单，调查有无漏赈户，并亲自去农村发赈款。民国31年(1942)，两亭乡长朱明德，稍涉贪污，被告到县，刘即亲捕系狱。有人以情节轻微，为其说情，他坚持将朱撤职，罚往招贤学校服役半年，痛杀贪婪之风。同年，社训队督练员何智偷卖壮丁被人告发，何四处活动，反咬别人。刘玉德主持正义，追回赃款300余元，将何押送宝鸡专署。中秋节时崔木乡杨森送来月饼、酒、肉，刘拒不收受，严词退回。下乡去招贤，乡长李子才杀羊款待，他斥责后，付了羊价。民国32年(1943)刘调任扶风县长，对麟游尚有眷恋。同年杨森叛党，密告赵伯经是共产党员。10月间，九区专员温崇信，借开冬防会议之机，蓄意扣压伯经，苦无确据，乃征询刘玉德说：“你在麟游县数年，赵伯经情况，当知梗概，是否真是共产党?”刘答“赵是麟游世家，为人正直，疾恶如仇，锋芒颇露，共产党一节如无确据，恐为挟嫌。”温崇信本系疑而未决，经此一解，使赵得以安然返麟。
刘玉德为人耿直，廉洁爱民，处事谨慎，遇事辄查法典，不越律扰民，有嫌其固执，称为“老九章的伙计”①，实则是此人一大美德。他在麟游三年，政平民安，临走时各界人士耆老以“一轮明月出杜阳，两袖清风迁扶风”的颂联相赠，街道商民、城关百姓摆合桌欢送。
注：①旧社会西安有一老九章银楼，他家货真价实，言无二价，所用的伙计卖货时，一文不少，非常固执。
党仲昆 (1920—1974)
陕西省绥德县人。1938年毕业于绥德师范学校，1940年3月参加革命，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小学教员、教导主任、校长。同年8月参军，曾在新兵团任后勤部主任、政治部主任。翌年4月以后任绥德县委秘书、长安县委秘书、宣传部长，省委党校教育科长、秘书长，省委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扶风、武功县委副书记，宝鸡地委副秘书长，1971年后任宝鸡地区冯家山工程指挥部工程组组长、指挥部党委副书记、代总指挥、冯家山水库灌溉管理局局长等职。
他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中，一贯忠于党的事业，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工作尽心尽力，任劳任怨，生活俭朴，作风正派，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在水库工程建设中，长期坚持参加劳动，亲临现场指导施工。1974年11月25日，当听到总干渠瓦子沟渠底沉陷，立即前往现场察看险情，途中因公路填方涵管底部被水淘空，他一行三人随公路土桥沉陷而落入泥水旋涡之中，经抢救无效，不幸以身殉职。同年11月30日，中共宝鸡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在宝鸡召开了追悼大会。
唐劲实 (1918—1974)
原名唐松和，化名唐突、何勇，江苏无锡县人。
劲实出身贫苦，初中未曾读完，就在上海摩登照相馆当了学徒。1938年2月参加新四军，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指导员，江北指挥部军法处副处长，淮北行署保卫处副处长、公安局副局长，华中边区政府公安总局部长，华东局社会部办公室副主任，徐州、厦门市公安局局长，福建省法院副院长、院长，中央司法部司长，宝鸡专署副专员等职。
他参加革命以来，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认真学习革命理论，一贯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工作积极负责，踏实细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作战，不怕艰险，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从事政法工作，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按党的政策办事，依法办案。
1958年在司法部任司长期间，曾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成员，蒙受留党察看、撤销行政职务等处分。中央组织部于1979年12月30日通知，给予平反纠正，取消原处分，恢复原级别。
劲实在长期蒙受屈冤遭受迫害的情况下，仍然心怀革命，坚持原则，任劳任怨，勤奋工作。在兴修宝鸡峡引渭工程中，身体力行，亲临艰险工地，两次负伤。在治理蔡家坡滑坡抢险工作中，不顾劳累，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刻苦探索，研究方案，组织施工，控制了滑坡险情。在宝鸡市建委工作期间，经常加班加点。
劲实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平易近人，能团结同志，严于律已，密切联系群众，深受广大干部职工的好评和尊敬。1974年8月5日突患急病，抢救无效逝世。
王祖儒 (1897—1974)
字御学，宝鸡市金台区玉涧堡人。民国14年(1925)就读于陕西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回宝鸡，先后任第一、第二高级小学和贾村原崇文小学教员、校长9年。他在教学中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民国25年(1936)3月，为提倡妇女教育，联合有识之士创办宝鸡县女子高级小学。民国30年(1941)7月，调任县教育科督学。
1949年9月任宝鸡市一区完小校长，并被选为宝鸡市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经张云锦、张伯华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宝鸡市分部主任委员。同年8月又被选为宝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文教局长、西街小学校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嗣后在陕西社会主义公学、市文化馆、市政协政治学习班、马营畜牧场学习和工作。含垢忍辱，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从无怨言。1962年任市政协常务委员会驻会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市政协、民盟被迫停止活动，他留守机关。1974年12月病逝。1980年7月31日经甄别，纠正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
王祖儒学识渊博，长于书法，耿直忠厚，在教育界有一定威望。
张德明 (1885—1975)
又名保祥，岐山故郡乡故郡寺人。5岁随父逃荒要饭，被卖于汉中一财主。7岁入汉中府天顺科戏班学戏，历七八年之久，终以较好的成绩出科登台。后返籍，先入兰积良戏班和华庆社(张家班)，后进永顺社(高家班)，成为高家班的台柱子，人称“张班长”。他初习小生，后工道袍须生，终以演衰派老生盛名于艺坛。他虽目不识丁，但会戏甚多，演出本戏近百本，为观众所称道的拿手戏就有20余本。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所扮《上煤山》的崇祯王、《回西岐》中的周文王、《辕门斩子》中的杨六郎、《四进士》中的宋士杰、《法门寺》中的宋国士等角色，久负盛名，百演不衰。尤其是演《甘露寺》，有活乔老之称。他唱腔高亢宏亮，跌宕起伏，吐字清晰，道白咬字真切，韵味醇厚，高低相间，感情逼真，以致有“看了张班长的《拉骡子》，就是戏迷也发痴”之说。
1951年参与创建岐山县人民剧团，同年被选为宝鸡专区第一届文联代表大会代表。1953年又被选为岐山县人大代表。1956年他曾代表西路老艺人出席陕西省首届戏曲观摩会员大会，演出《拉骡子》、《奉琴》、《抱琵琶》、《双灵牌》、《诸葛撑船》、《李白醉写》等传统剧目，省电台曾录音播放。1956年冬，被调到西北戏曲研究院(今陕西省戏曲研究院)，9年时间内，通过他的口述，挖掘抄录了《蛟龙驹》等103本传统剧目，使优秀剧目得以流传。他带徒传艺，广交同行，切磋技艺，艺友中有三意社社长、著名秦腔演员苏育民和中国四大名旦之一、省京剧团艺术总指导尚小云等。1965年元月退休归乡，1975年逝世。
黄锡九 (1892—1976)
名建极，字锡九，凤县三岔乡三岔村人。清宣统三年(1911)，任秦陇复汉军军政府民政部机要科员。民国元年(1912)，任省第六混成旅书记官。翌年六月往日本留学，民国3年(1914)参加中华革命党。民国4年(1915)夏，抗议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愤然回国。民国5年(1916)春，受中华革命党陕西负责人宋相臣派遣，策动陕西督军陈树藩反袁，未果。9月再往日本就读于明治大学，民国10年(1921)获法学学士回国。民国13年(1924)，任西安成德中学校长，同情共产党员及学生的爱国运动。民国16年(1927)9月，省公安局要他防止共产党活动并开除闹事学生，他回答：“没有真凭实据，我怎能祸及学生!”遂被扣押，后免职。民国17年(1928)在汉中筹办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民国18～27年(1929～1938)，先后任省民政厅侯补推事、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少校秘书、省政府参议、律师等。民国28年(1939)冬，任宝鸡司法处审判官。民国30年(1941)，复返西安任律师，从不殉情舞弊，贪污受贿。民国31年(1942)为避日机空袭住凤州，支持“凤县青年铲除贪污工作团”反对横征暴敛之县长陈卓戡，又任请愿团团长赴省呼吁减免田赋，不久任县财务委员会主任。同年，筹建凤县中学，后任校长；又兼任秦川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还倡办凤县造纸厂。民国34年(1945)任省参议员。民国35年(1946)任西安工商法律顾问。民国37年(1948)4月，赴南京出席国民代表大会。
1949年7月关中解放后，应宝鸡地委书记吕剑人等之请，向解放军提供敌尚未占领的凤县、太白、汉中等地情况，并向这些地方国民党军政人员写信宣传政策，劝其起义。凤县解放后任县支前委员会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会副主席、县人民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民革陕西省委员。1952年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
罗集谊 (1896—1976)
字觉僧，号浩然，扶风县绛帐镇西街人。
民国10年(1921)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后赴日本留学，攻读经济学和国际法律知识。结业回国后，被派往中国驻韩国领事馆工作。民国26年(1937)出任中国驻日本领事馆领事。中日战争爆发，两国断交，中国驻日本领事馆撤销，罗去香港，任英国在港总督秘书。在此期间，他用这一特殊身份，护送一批中国驻港著名人士撤离，抵达重庆，免遭日本侵略者迫害。民国34年(1945)8月19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罗集谊出任远东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秘书，参与对日战犯的审判。之后，又重返香港，任香港大学教授。他的文章、书法都颇有名气，与于右任常相往来，交谊甚厚，于曾赠他“天马行空”条幅作为留念。罗通晓英、法、日、德等语，在日本上层社会和中国外交部门有一定影响。
邓福汉 (1909—1976)
宝鸡县晁峪乡人。嗜好栽植花椒，并琢磨出一套方法：采用搓揉的办法去其籽外壳腊质，使之发芽率达85%以上，改直播为移栽。1951～1962年，由于他的示范作用，晁峪村成为宝鸡市第一个“千亩花椒村”，还零星栽培75000多棵。1962年总产达8万多斤，1963年出席西北五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大会。其事迹在《延河》、《宝鸡日报》、《陕西日报》上都作了系统报导。
张西鼎 (1913—1977)
扶风县五泉乡(今杨陵区辖)绛中村人。民国19年(1930)在甄寿山部当学兵。民国23年(1934)投靠孙蔚如部教导大队，其间加入共产党。民国24年(1935)12月被分配到赵寿山部17师任排长，秘密从事革命宣传，发展党员，并成立了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民国26年(1937)12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翌年5月抗大毕业，被省委派回扶风筹建中共扶风县委，并任书记。是年9月因身份暴露，去山西中条山抗日前线，任38军98团3营便衣队长，继续进行秘密革命工作。民国29年(1940)春，参与中共38军地下工委的领导工作。民国32年(1943)，参加延安整风。民国34年(1945)8月任17师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上党、平汉、冀南、临漳、白晋等战役，次年7月又参加了豫北辉县、安阳、新乡、汤阴等地的自卫战争。民国36年(1947)8月随部队转战豫西，10月在陕南和豫西等地进行敌后游击战争。民国37年(1948)4月参加河南西河口战役。1949年1月参加湖北房山、竹山等战斗；5月陕南解放后，被调任安康军分区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1951年，任陕西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1952年后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1954年任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党委书记。1955年被国防部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任甘肃省军区副政委。“文化大革命”中遭诬陷，被迫停止工作，1975年平反，重新工作。1977年病逝。
杨清秀 (1914—1977)
原名周贤，扶风县建和乡西白龙村人。
幼时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为人当雇工。民国16年(1927)投奔冯玉祥部当兵。此期间结识中共地下党员，思想进步很快，遂于民国20年(1931)3月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宁都暴动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五军团青年干事、手枪队队长。民国22年(1933)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负伤。伤愈后留医院任看护长。后去红军卫生学校学习，分配在军委教导团工作。民国23年(1934)，随红一军团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民国31～32年(1942～1943)在延安拐峁医院任主治医生。民国33～34年(1944～1945)在延安医大学习后，任教二旅卫生部部长。1948～1952年任第一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后勤部副部长。1952年由部队转业，任卫生部防疫司副司长。1958年任陕西省卫生厅副厅长。1963年复调卫生部任防疫司司长兼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1977年因病逝世。
朱兴恭 (1912—1977)
宝鸡县千河乡朱家崖人。12岁随父正骨。1956年任陕西中医研究所骨科代理处主任，后兼任西安医学院副教授。1957年加入农工民主党。1958年又被中国医学科学院聘为特邀研究员。
朱兴恭从医近五十年，既继祖传之技，又敢于大胆创新。他用竹板、绷带缚扎法，取代了祖传的木板打孔缚扎法，大大提高了疗效。他以祖传“展筋丹”、“接骨丹”配合自己临床摸索出的独特手法整复治疗骨折和关节脱臼，疗效更好。据1963年就200例四肢长骨骨干骨折治疗分析，上肢骨折均在30天左右即可痊愈。20多年来未发生过1例延缓愈合或骨不连接病例。治疗关节脱臼更有妙法，打破了西医认为陈旧性肩关节脱臼必须切开复位的惯例，免除了患者手术痛苦，且缩短疗程。1957年，甘肃某剧团一武生演员李某，肩关节脱臼，经当地许多医院治疗无效，后慕名来西安求诊，经半小时手法复位治疗，肩关节复位。三天后可自由活动，服药三周出院，三月后重新登台演出。
朱兴恭中医接骨技术成绩卓著，曾获得金质奖章。1950年出席全国文教系统群英会，并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
朱生前著有《临床正骨学》一书，及《中医手法整复外伤性陈旧性肩关节脱臼的报告》等论文。
朱兴恭1977年2月22日病逝。
李国伟 (1892—1978)
原名忠枢，江苏无锡县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入上海复旦大学，负担不起学费，又考入免学膳的唐山路矿学院学习，毕业后任陇海铁路局东路一段副工程师。民国6年(1917)与荣德生(无锡荣氏鼻祖、荣毅仁父)之长女慕蕴结婚。翌年秋应荣氏子宗敬相邀到汉口协助荣月泉创办面粉业，先后建起福新面粉厂、申新第四纺织厂，开设色布门市部，批零兼营，业务蒸蒸日上。“七·七”事变后，为支援抗日战争，经荣德生同意，于民国27年(1938)8月奉国民政府之命，决定将二万绽纺纱机、3000包面粉机、3000千瓦发电机、400台织布机和部分工作母机内迁宝鸡。民国29年(1940)8月，日本飞机轰炸厂房，为适应战备，奔波川、陕筹集建材，建造钢筋水泥结构的发动机原动部和55万立方米的窑洞车间，抗御了敌机袭扰，发展了生产。民国30年(1941)又创办宝鸡宏文造纸厂(今新秦造纸厂)、甘肃天水面粉厂。为解决原材料和产品运销，他自办水陆运输，40余辆卡车往返于川陕、渝蓉、川黔公路上，一大批木船舟楫于嘉陵江上，为支援抗战，实现其实业救国理想，发展经济倾注了心血。1949年上半年，他将申四、福五、建成(成都纱厂)、宏文、渝新(纱厂)五公司总管理处迁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感召下，于1950年元旦携眷回到北京，受到董必武副主席接见。1951年7月，宝鸡申新各厂和天水面粉厂由李国伟向陕西省人民政府工业厅提出申请，要求实现公私合营，获中央政务院批准，成为新中国民族工业资本第一批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企业之一，在工商界起了带头作用。1955年将25万元公债加盖“支援建设、放弃兑现”印章捐给国家。1978年10月病逝北京。
房子谦 (1894—1978)
字振益，陕西省临潼县关山镇人。世居宝鸡市金台区中山西路。青年时在虢镇“庆衍宏钱庄”当学徒，后以做小买卖为生。他酷爱文艺，尤嗜清曲。民国初年到凤翔投师学艺，经数年日夜苦练，三弦、板胡、笛等乐器皆通，尤以三弦弹奏为最。他喜交当地民间艺人，广采博纳，出师时已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步。回宝后，联络清曲爱好者，发起组织三官殿、兴儒巷、西大街清曲自乐班。逢年过节、城乡古会、喜庆祝贺时，均义务为群众演唱。
新中国成立后，他带领清曲班，配合政府中心工作，宣传政策，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他整理改编的新节目，如“妇女生产忙”、“改造二流子”等，深受群众欢迎。50年代陕西省艺术馆派员来宝发掘整理清曲艺术，他整理的“绣荷包”流传全国。解放军18兵团战火文工团曾派人拜房为师，学习三弦弹奏技艺。他还为地方培育了一批清曲新秀。1950年，房子谦出席宝鸡市宣传员代表大会，1958年出席宝鸡市首届文艺代表会。1959年参加陕西省民间艺术会。获三弦弹奏二等奖。
“文化大革命”中，以传播“封、资、修”的罪名，受到揪斗批判，含冤辞世。
樊凤岐 (1940—1978)
扶风县法门镇宝塔村人。中共党员，1961年任宝塔大队店门前生产队会计，1965年被选为生产队队长。在油菜生产中，他通过长期观察试验，发现移栽油菜的地里多收一料玉米。他记录描绘了油菜生长性状图，总结出油菜从育苗移栽到收获一整套五改栽培经验：即一改直播为部分育苗移栽；二改人工下种为尿素拌种机播；三改单施氮肥为氮磷配合；四改迟间苗定苗为三叶间苗五叶定苗；五改一水一肥为三水三肥。1971年在本大队推广油菜小麦间作套种44亩，获得油菜亩产150公斤，小麦亩产250公斤的好收成，给国家超售500公斤菜油，5000公斤粮食。次年他总结了前一年的高产经验，继续提高育苗移栽技术，使当年油菜平均亩产达到2272公斤。除完成国家交售任务外，向灾区超售菜油836公斤。宝塔大队店门前生产队的粮油双丰收，带动了扶风全县。1974年，宝鸡市组织有关部门，在法门公社将其油菜栽培技术拍成科教片，到各地放映。召开油菜育苗移栽现场会十余次，推广了樊凤岐的油菜五改经验。同年店门前生产队种植小麦340亩，平均亩产250公斤，油菜60亩，其中移栽35亩，平均亩产达205公斤。1975年5月2日，宝鸡市农业局、粮食局在该大队举办了油菜技术培训班，由樊凤岐主讲油菜安全越冬和育苗移栽技术，并在田间作了实际操作示范。为宝鸡地区培训了一批油菜技术员，推动了全市油菜生产。
宝塔大队店门前生产队油菜生产连年夺魁，轰动西府，驰誉陕、甘、豫三省，省政府于1975年奖售给该生产队“跃进”牌汽车一辆。樊凤岐于同年12月被评为宝鸡市农业局油菜特约技术研究员，又是扶风、岐山、凤翔、宝鸡、武功县125万亩油菜生产技术协作区的技术员，重点推广以油促粮的生产经验。1977年，店门前生产队的油菜高产田亩产达250公斤，大面积平均亩产200公斤，又创油菜高产纪录。
黄正忠 (1916—1979)
陇县新集川乡铁马河村北柳沟人。16岁外出讨饭，后给甘肃华亭县一家地主拉长工，学会了种植中草药技术。民国36年(1947)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带领3名老农到百草山砍荆棘、搭庵棚，创办铁马河药场。曾几次步行到甘肃省药材产区，买种苗、学技术，引种党归、大黄，取得成效。1962年起任药场厂长18年，他每天起早贪黑，带头上工，场员称他“叫明鸡”；他从不缺勤，拚命干活，村民叫他“气死牛”。在他的领导下，药田发展到1200多亩，共交售药材20多万公斤，收入40多万元，为大队购买拖拉机、粉碎机、脱粒机、磨面机等各种机械26台，架子车70多辆，为各生产队架设了电话，为家家户户安装了有线广播。先后引进人参、天麻、黄莲等名贵药材，又进行了百合、牡丹、铁棒锤等野生变家种试验。其经验多次在省、市、县药材工作会议上介绍推广。
陈锦明 (1900—1979)
江苏省无锡县人，出生农民家庭。幼时家境贫困。11岁受雇于渡船主，摆渡谋生。民国8年(1919)在无锡光复门正大翻砂厂当学徒。民国10年(1921)在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公司当工人，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8月，随申新第四纺织公司迁至宝鸡直至解放。
陈锦明深受旧社会的苦，新中国成立后刻苦学艺，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0年任申新第四纺织公司宝鸡分厂原动部电器修理班班长。是年9月，厂里唯一的一台3000千瓦发电机线圈烧坏，被迫停机，该公司所属4厂(纺织、面粉、造纸、机器)全部停工，宝鸡城内全部停电。该发电机为英国制造，线圈采用扁铜线。而当时只有圆铜线可用，陈锦明在此紧迫困难情况下，担负修复任务。他根据实践经验，制造模具，将圆铜线加热后压扁成型，经过24天的日夜奋战，修复了发电机，提前恢复了生产和城内照明，而他却劳累成疾，住进了医院。他改造设备，革新技术，提高维修水平，节约燃料和原材料，曾多次受到奖励并被评为本厂劳动模范。1951年将奖金400元捐献给抗美援朝。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被提升为生产科科长。1957年晋升为工程师。1960年随机构合并转入宝鸡发电厂。
1952～1953年先后被评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和陕西省劳动模范。直至1962年退休始终保持了荣誉。
梁殿臣 (1904—1980)
山西省平遥县人。民国15年(1926)毕业于平遥国民师范。民国19年(1930)参加国民党。曾作过店员、小学教师、国民党暂编52师话剧团干事、政治助理员等。民国30年(1941)春来宝鸡经商，在布市北街摆布摊。
梁殿臣热爱新中国，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1950年积极投资扩大经营，开设祥臣和绸布店，是全市第一家实行商品明码标价的私营企业。在镇反运动中大胆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罪行多起。抗美援朝运动中，宝鸡市工商界提出捐献飞机一架。他主动捐款250万元(旧币)，提倡工商界向人民政府开展“交真帐”活动，受到社会好评，被选为同业公会主任、市工商联常委。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并积极参与了市民建组织筹备工作。1953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他积极拥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动申请接受国营经济的管理，为国营企业经销、代销走在行业前头。1956年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他组织带领本行业鼓锣打鼓实行公私合营。合营后曾任棉布店经理、市纺织品公司批发部主任、公司业务科副科长等职。三年困难时期，陕北发生灾情，他捐款100元、粮票80斤。由于他勤奋好学，自觉改造思想，团结群众，尽职守则，在工商界颇有影响，曾被选为宝鸡市第一、二、三、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府委员，市政协一、二、三、四届委员、市民建第一、二、三届副主席、市工商联副主委、省民建委员、省工商联常委。“文化大革命”中，虽受到严重冲击及非法抄家，但他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粉碎“四人帮”后，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80年8月病逝于山西省太原市。
杨树荣 (1915—1980)
陇县城关乡朱家寨村人。1951年参加共产党，同年在陇县组织起第一个变工组。1952年办互助组，1954年办初级社，1955年成立高级社，皆为全县最早。1958年起，先后任大队长、管区副主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委员、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吃苦耐劳，积极肯干，又重视科学种田，从1953年起，粮食连年丰产。1975年使212亩三种三收试验田亩产达1566斤，创全县历史最高水平。曾先后7次出席全国、全省农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两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接见。
肖江洪 (1913—1981)
原名肖蓼，曾化名王子明、秦风，宝鸡县八鱼乡苇子沟村人。
民国25年(1936)5月在西安师范上学期间，就加入民先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西安师范学校中共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西安学委委员。同年暑假他同毕于仁同学回县，在八鱼、马营等地组织党的外围组织同乡会、旅省同学会，发展“民先队”队员。同年9月又与同学李浩、张建恒等到宝鸡张贴宣传抗日标语、散发传单、演讲、组织抗日宣传队，并发展赵镛、何升贵、车衡、乔积玉、贺勤为中共党员。后又去凤翔师范发展中共党员10名。民国27年(1938)春，肖再次回宝发展中共党员。由于工作顺利，遂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成立中共宝鸡县工作委员会，肖任工委书记。8月，参加省委党员训练班。后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民国28年(1939)任西府地委组织委员，兼扶风县委书记。同年9月任三原县中心县委书记。此间，肖在秘密革命斗争中，英勇机智，奋发努力，为传播革命火种，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做出了贡献，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民国30年(1941)，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和杀害共产党人。肖于次年10月被捕入狱。民国34年(1945)夏出狱。民国35年(1946)5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1948年任关中分区教育科长。同年4月，宝鸡第一次解放，任宝鸡县县长。1949年7月宝鸡第二次解放后，任宝鸡市市长。1953年任宝鸡专员公署副专员，同年冬季任西安市西郊电子城筹建处副主任。1961年任咸阳专员公署副专员。1962年任宝鸡专员公署副专员。“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进“牛棚”，关“监狱”，长期受审，使精神肉体受到严重摧残。1978年10月，平反昭雪，恢复工作。1979年3月任宝鸡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1980年8月任宝鸡市副市长。他在行署和市政府主管财贸工作期间，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曾向党委和政府口头和书面提出过不少正确的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肖江洪是一位久经锻炼的好同志、老干部。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受到全市人民的爱戴和尊重。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领导，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他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挂在心上。他生长在农村，习惯于体察民间疾苦，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恢复工作后，他将补发的工资，一次交纳党费500元，并给家乡生产队资助植树造林费2000元，他关心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和进步，曾为建立青少年活动阵地捐过款。在他临终前10天，还将节余的1000元，献给了宝鸡县香泉公社知青农场。他在工作中一贯忠于职守，长期吃住在机关，把心脏病置之度外，常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带病工作。不论份内份外，只要对革命有益，都敢抓敢管。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存在问题。他为人耿直，有啥说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以权谋私，不利用职权搞特殊化，带头反对和抵制不正之风。他生活俭朴，不贪图享受，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延安作风及劳动人民的本色。
1981年5月4日因患脑溢血逝世。
徐良 (1944—1981)
留坝县人，幼时父母双亡，仅读小学一年半。1959年在凤县食品加工厂工作，因他年小，厂分配他放牧牛羊，早出晚归，常以干馍充饥，泉水解渴，在山崖下和破窑洞中避风雨。第二年在糕点车间作看炉工，除积极参加职工夜校学习文化外，他省吃俭用，余钱买书自学，一点一滴积累知识，经过生产实践的锻炼，终于掌握了电器和机械维修技术，充当了车间机械维修工。他勇于创造，善于革新，先后设计、改制出酱货生产专用粉碎机、电动小钢磨、双筒自动摇包机等，并改装成功酱油泵、配电柜等设备，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使酱货食品生产成倍增长，职工们称他是“十三能”，后在蔬菜公司当了汽车驾驶员，既开车又兼采购员、装卸工，人称他是“三合一”司机。他运菜数百万斤，斤两不沾。由于做出了优异成绩，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79年曾出席宝鸡市商业系统先代会，受到表彰奖励。
1981年8月21日，凤县境内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灾害。洪水来临前他已连续值了三个夜班，仍不顾疲劳，冒雨和其他同志抢救了一批原粮、面粉和机械设备。中午12时洪峰来临，河堤崩垮，沿江10多个单位的房屋已被洪水淹没，公司宣布立即撤出险区。此刻，徐良却去帮助其他同志和家属撤离。当他发现一个身背小孩的妇女，正处在泥石流冲击的危险区，立即飞奔上去，抢过小孩，搀扶妇女脱离险境。接着他听说1035招待所的大楼上还有三个同志未撤离，便冒着危险，闯过泥石流，越墙爬上大楼去接应，他在楼内寻遍，却无人迹，原来这三位同志已从大楼另一边脱险了。当徐良正准备返回岸边时，洪水淹进大楼，形势异常危险，公司领导派人营救为时已晚，正当大楼全部被冲垮时，徐良从三楼抱着一张床板，纵身跃入水中，但因水势太猛，终被洪水夺去了生命。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徐良革命烈士称号。
刘庸 (1923—1981)
原名东升、国栋，清涧县人。民国24年(1935)参加共产儿童团，1937年做乡青救会工作，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清涧县城关区青救会主任，延安西北党校学员，晋绥边区督察处、晋绥、晋南行署民政处科员、科长，宝鸡市军管会秘书、市委宣传部长、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长、武功、兴平县委第一书记，咸阳市委副书记，宝鸡地委副书记、专署副专员、市革委会副主任、行署副专员、宝鸡市副市长等职。
刘庸几十年中，在党的领导下，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坚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立场坚定，观点明确。数十年来一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对工作一贯严肃认真，兢兢业业，积极负责，以党的事业为重。在晋南行署工作时，处理问题谨慎，重大问题坚持请示报告。在宝鸡地委研究室工作时，能给领导当好参谋，善于使用干部。在武功、兴平县委工作时，善于发挥集体领导及各种组织的作用，对重大问题不擅自作主。指导工作，重视调查研究，作风雷厉风行，富有朝气和预见性。在农村调查粮食分配办法时，敢于大胆提出讨论要不要办“公共食堂”等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受到冲击，但仍坚信党、坚信社会主义。恢复工作后，能顾全大局，奋发工作。生前身患多种疾病，仍精神振奋，坚持与疾病作斗争，长期抱病工作，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为四个现代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有高度的组织性，工作多次调动，服从组织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讲价钱，不计较个人得失。
1981年8月13日因患乙型脑炎病逝。
李恒顺 (1913—1981)
山西省临县人。1941年参加革命，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冬随军南下到留坝县工作，曾任县委副书记、书记。1959年1月凤县、留坝合并为凤县，调任凤县县委第一书记。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政清廉，纪律严明，艰苦创业，为发展凤县经济，改变山区贫困面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受到人民群众的敬重与爱戴。
凤县山大林深，居住分散，李恒顺经常步行或骑自行车深入社队和农民家庭，调查研究，掌握山区生产特点和规律，因地制宜指导生产。1960年夏，上级要凤县大种稻谷。李恒顺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说：“在汉中地区是‘夏至插老秧，跟上喝米汤’。咱凤县地势高，气候寒冷，秧插多了，恐怕连米汤都喝不上。”他要求各级干部，从当地实际出发，多种稳产、高产玉米，从而使粮食连年稳定增长。1965年全县粮食总产30325万公斤，平均每人千斤粮，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在大抓粮食生产的同时，他根据凤县特点，主持制定了发展多种经营的计划，号召各社队栽核桃、苹果、花椒、党参等，增加经济收入。他在南星公社榆林铺大队蹲点时，发动公路沿线群众，在公路两旁广栽核桃树，使酒奠沟至高桥铺一段公路既全部绿化，又使群众得到经济收益。1965年全县苹果发展到一万多亩，产量由1959年的8千多斤增加到10万斤。他善于发现典型，培养典型。先后总结推广凤州公社土台子生产队队长马国栋带领群众艰苦创业，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经验；磨湾大队邵桂英办猪场，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唐藏公社隘口大队10年无林火，发展多种经营的经验。他走遍南星、三岔、温江寺公社30多个饲养室，深入调查耕牛饲养管理情况，耐心给饲养员讲解给牛喂短草的好处，并帮助饲养员铡草，推广短草喂养的经验，改变了当地多年流传的给牛吃“挂面”(整捆玉米杆喂牛)的不科学习惯。1965年全县养牛发展到19984头，户均13头。
凤县地处深山，虽有宝汉、华双公路和宝成铁路穿境而过，但边远乡村交通闭塞，生产、生活资料全靠人背畜驮。1965年在他主持下，成立了修路指挥部，他爬山涉水和技术人员一起勘测线路。采取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民办公助的办法，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有计划、有步骤的修通了双石铺至唐藏、河口经岩湾至平木、酒奠沟至温江寺、连云寺至瓦房坝的简易公路和架子车路。当年9月17日全省地方交通工作现场会在凤县召开，肯定了凤县依靠群众办交通的经验。
1960～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办公室要给书记设小灶，他坚决不同意，坚持和机关干部一样在大灶排队买饭，他家人口多，负担重，从不要组织照顾。他为政廉洁，不谋私利，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受到干部、群众的尊敬。
李恒顺1965年9月调任岐山县委书记，1981年病故。
易棠 (1911—1981)
凤翔县陈村镇易家庄人。其父易德生青年时期自学兽医，在陈村镇看牲口有名。易棠继父医术，于民国35年(1946)在陈村镇行医，曾为宝鸡县周原乡配种站治马眼疾，药到病除，由是出名。翌年农历二月，易棠到宝鸡县虢镇挂牌医畜，后开设万生堂药铺。1953年公私合营后，宝鸡县兽医站联合诊所成立，他担任主治兽医，医术高明，闻名遐迩。
易棠对医疗癀、结、疯、脱诸症颇有造诣，尤精四肢病。视其红肿热痛不同症状，使用烧、烙、扎、透等技术，手到病除。对四肢麻痹等多用烧(热敷)法，先将纱布用醋浸透铺展，浇上白酒点燃，待绿焰炽烈，敷于痛肢；对癀痞肿块多用烙法，先将硬块处用细土搓灌毛囊，后将烙铁烧红轻轻从患处拉过，使肌肤呈现蟹黄色止。烙印视其部位、块痞大小不同，有圆形、扇形、十字形、田字形、用字形等；对胀结多用针灸，扎针又分青针、火针。放血止痛多用青针，放气多用火针。选穴也有独到之处，如气稍穴，运用自如，恰到好处。透胛子更是他的拿手技艺，曾用一尺多长金属针治好跛瘤马无数。群众称其为兽医联合诊所“四大金刚”(易棠、南省三、冉志英、吴应烈)之首。日治牲畜多达七八十头。多次受到地、县表彰奖励，畜主赠送镜匾、锦旗甚多。
王维信 (1936—1982)
陕西省泾阳县人。1957年毕业于陕西省仪祉农校，后一直在宝鸡从事农技推广工作。多次被评为县、市先进工作者，1980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农业先进工作者称号。
王维信不善言辞，作风扎实，在宝鸡县西秦村连续蹲点10年，同科研室的农民技术员一起，培育出“宝秦五号”、“双丰收”等小麦良种，又经六七年培育，从300多个杂交后代中选出811—42小麦优良品种。该品种穗大、抗倒、质优，经省、市、县多次试验，川原地一般亩产350～400公斤，最高亩产达到5004公斤，1979年推广面积达30余万亩，一度成为宝鸡县川塬地区的主栽品种。他热心农业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曾任宝鸡县天王高中校外农技教师，并参与编写《西秦大队玉米丰产经验》一书。1979年12月，在宝鸡地区农业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王维信受到特等物质奖励。1982年逝世后，宝鸡市人民政府追任他为农艺师。
王正宇 (1909—1982)
岐山县故郡乡圣佛寺村人。30岁后学医。民国30年(1941)开始行医，曾在“民生堂”、“济元堂”、“同德堂”任医师。1954年调县医院，1956年调陕西中医学院。精于仲景、天士、东垣、修园等各家学说，被誉为“活字典”。对“当归补血汤”“引火归源法”有独到研究，著有《中医方剂学讲义》等书及论文数十篇，参加了《中国医学大辞典》(外科部分)编审工作。其医德高尚，急人所急。1980年获副教授职称。1985年，学生集资修建了《王正宇副教授德教医方碑》以示纪念。
郭春秀 (1915—1982)
麟游县桑树原乡人。1952年参加县上举办的第一批接生员训练班，她起早贪黑，勤问硬记，结业口试获得较好成绩。回乡后除白天参加劳动外，每逢夜晚，把枕头当婴儿，把布条作脐带，继续练习接生技术，并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新法接生的好处。一次邻村同义沟妇女杜玉琴生第一胎，胎位不正，请来老娘婆束手无策，她主动施以人工助产，得到成功，但婴儿因产程过长，发生窒息，她即用嘴吸出婴儿喉头积痰，母婴双双脱险。此事教育了大家，请她接生的人日益增多。1958年，郭春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经过艰难曲折，在桑树原西村办起了一所“农村产院”，并备有简单接生医疗器械。她在产院推行新法接生，不收报酬，生产队只记适当工分，附近10多里的产妇都来这里生产，县人民政府曾通报表扬。1961年困难时期，产院停办，但她白天黑夜继续在乡间徒步接生。一个寒冬，土桥村刘生荣的妻子临产，因她跌伤在病，为保产妇母子平安，遂拄棍步行五里前往接生。桑树原东庄妇女魏灵仙临产，适值为她母赶作老衣之际，她仍前往接生。年事渐高后，她深感力不从心，就采取以身施教的办法，培养接生员，使农村接生后继有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她利用接生机会，结合自身阅历，宣传多子女的苦累和大人小孩体质不佳的害处，提倡优生优育。在她的宣传教育下，姑娘自动推迟婚期，育龄妇女主动计划生育。
郭春秀从1952年开始接生，到1982年去世，历时29年，走遍了镇头、桑树原、洪泉、阁头寺等乡的22个大队50多个生产队，共接生1200多个。曾先后被选为中共麟游县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县模范接生员、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
公秉藩 (1902—1982)
字屏轩，扶风县法门镇七里桥人。幼时就读私塾，后投身军界。民国16～19年(1927～1930)，先后任国民军湖北第一集团军第一师、第二十八师中将师长。民国19年(1930)在江西吉安加入国民党。民国20～21年(1931～1932)任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级教官。民国22～26年(1933～1937)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大队长、支队长、总队副等职。民国26～30年(1937～1941)任国民军第三十四师中将师长。民国30年(1941)中条山战役中被日寇俘虏，后任汪伪中央党校训练团干部总队长。民国32～34年(1943～1945)，任汪伪湖北警务处处长及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民国34年(1945)日寇投降后，又充任国民党新编第七路军军长及第六战区长官部高参，公对此认为是有职无权，遂向蒋介石提出退职。同年12月被资遣回西安住闲至解放。
1949年7月间，公秉藩向我西安市公安局进行登记，1951年4月18日以国民党战犯被西安市公安局逮捕审查，1956年集中中央公安部，1957年12月解送陕西省公安厅关押。
公秉藩的主要罪恶是：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达25年之久，曾逮捕红军战士、革命青年和无辜群众50余人，其中20余人被其部属和他亲自下令杀害。民国19年(1930)充任新四师师长时，奉令积极围剿工农红军总部，曾在湖北盐利战斗中使我红军伤亡数百人。在江西吉安亲自指挥修机场一座，因反共有功两次获敌奖赏3万元。民国20年(1931)进犯我赣、粤、闽边区时所率匪部被我歼灭，公被我俘获后冒充士兵乘机逃跑，继续与我为敌；民国25年(1936)充任别动队一支队队长时，在陕西淳化、商县一带到处修筑碉堡，编组保甲，训练壮丁，在荆西公路一线多次与我地方游击队作战。围剿我军陈先瑞部，阻止红军北上抗日。民国34年(1945)被日寇在中条山俘虏后，任汪伪政府要职，出卖祖国，充当汉奸，为日寇训练警察局长，了解我军太行山一带活动情况，积极为汪伪反动政府效力。
解放初期，公秉藩对我一些政治运动，有积极拥护表现，如怕家庭反对土改运动，写信将其侄叫到西安，嘱咐在家服从政府法令，积极接受土改。1950年国家发行建设公债时他积极响应，把自己一部分住宅变卖，购卖公债3000万元(旧币)。抗美援朝时，把家藏商代古鼎一座(价值一万余银币)捐献政府。
公秉藩在收押管教初期，认罪不够，交待罪恶不老实，认为他“早已放下屠刀”。不服关押，先后散布了一些反动言论，如说我“镇压杀人太多，太残酷”，“人民民主专政是假民主，即光专政，就没民主”等等。经过后期管教，确有悔改，对人民政府各项政策表示积极拥护，过去未作交待的罪行作了交待，并有了较深的认识。他在一检查反醒书中说：“我的反动历史有20多年，罪恶多端，不论举其任何一件，都是死有余辜。唯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时代，才能给我以宽大、重新作人的机会，真是史无前例，恩重如山”。并对原来的错误认识和反动观点作了自我批评。
公秉藩被我管押10年，经长期改造教育，认罪守法尚好，确改恶从善，1962年国家特赦获释，回原籍参加生产劳动，人民政府按月发给生活补助费40元。公获释后，更进一步认清了前途，增强了改造信心，除补交待隐瞒的一些罪恶外，表示决心改恶从善，争取早日新生。他对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十分关心，从1977年起，先后亲自撰写对台宣传材料8份。1980年被邀请为陕西省政协委员。1982年1月2日，在西安出席省政协四届四次会议期间，因病辞世。
王建若 (1891—1983)
又名丕基，宝鸡县杨家沟乡太公庙村人。宣统三年(1911)考入省立一师，复入武昌高师深造，后被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曾任陕西省政府秘书兼教育厅秘书、河南省警察厅厅长、乾县县长、临潼县长、陕西省民政厅、财政厅秘书、主任，西北民军司令部民政处处长。解放后，任民盟宝鸡县小组组长、虢镇中学校长、教员、县政协委员等。著作有《国学厄言》，分国学为小学、经学、史学、文学等部，对《文言》、《系词》、《文心雕龙》、《诗品》、《楚辞》、李杜诗、韩柳文等做有阐述。诗集有《觉非堂诗存》。解放后新作有《解放秦岭》等。
岳维 (1917—1983)
原名张民权，麟游县两亭乡稼禾庙人。民国23年(1934)从凤翔师范毕业，于两亭药王洞小学任教。民国26年(1937)，被地下党送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民国28年(1939)11月加入共产党，在山西太岳军区任决死队指导员、报务员、报务主任、电台队长。民国30年(1941)在大林渠反扫荡突围中负重伤昏迷于战场，苏醒后爬在尸体堆里屏住呼吸，蒙过日寇刺刀的挑验，在血泊中爬行两天，后被八路军报务员发现得救。伤愈后返司令部电台工作，参加了吕梁战役。解放战争中，随陈谢大军东渡黄河，挺进中原。在开辟陕南根据地中被评为模范工作者，授予华中解放二级勋章、解放勋章。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空军建设，历任政治干事、干部科长、干部部长、空军通讯学校校务部政委、部党委书记、党委委
员等。
杨森林 (1916—1983)
宝鸡市渭滨区姜城堡人。姜城大队党支部书记，宝鸡市人民委员会委员。1952年，带领7户农民组织起市区第一个互助组，后又带头组织了21户的初级社，且粮食高产，为发展合作社工作在全市树立了典范。1955年种植果园20多亩，新挖鱼池2亩多，均高产。1958年和群众仿制、创制农具31件，1959年出席全国群英会，1960年获省农业劳动模范称号。杨先后出席市、省、全国农业先进会议28次。
韦岁年 (1941—1983)
凤翔县城关镇西大街人，初中文化程度，1958年参加革命。1965年调县人民银行工作，1979年10月调任县农业银行农业拨款监督员。任职期间，学习认真，工作积极，严于律已，作风正派，在审查拨付行政支农资金中，坚持金融工作制度和原则，严格把关，共揭露和制止各种不合理开支281笔、2557万元，避免了国家资金的损失和浪费。1980～1983年，多次被评为县、市、省和全国金融系统红旗手。1983年3月28日在一次车祸中不幸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