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第九、十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原副校长，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外国文学》杂志主编。
劳动一天下来，肢体疲惫，脑袋空空。回到燃着煤油灯的昏暗小屋，金莉很想再学点什么。幸好，她身边还带着中学时学过的英语课本。“这就是命运使然。”从此，金莉自学起了外语。
从金莉的整个职业生涯来看，人生就是不断地“向前一步”———否则，她也许早就止步于过往轨迹中某个困难面前或是安逸时刻。毕竟在人生这片浮海上，沉下去只需要具备放弃的勇气；而浮上来，则需要投入更多的勇气迎接更大的困难。尤其对女性而言，困难更多。
金莉有一半的俄罗斯血统，这不难从她的高鼻骨、深眼窝上察觉出。但与她相处越久，谈话时微扬的下颌，更多透露出一个女性的温柔雄心———不被他人左右，做自己人生的掌舵者。这份自信，在她早年曾翻译过的一篇短篇小说里有着令人惊异的相似注解：“她知道，在人生的战场上，许多争斗是要靠单枪匹马去拼搏的。”
“生活中自己不能先低头”
时至今日，金莉还记得小时候，有人见到她父亲时脱口而出的“哟，这不是列宁嘛”。长相酷似革命导师的金莉父亲是俄罗斯人，年少时随父母来到中国，1947年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先是在解放区报社工作，后转到华东抗日军政大学。华大与山东大学合并后在山东大学执教，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结识金莉母亲并组建家庭，6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其一生都在中国。
这样一个追求革命的父亲却在“文革”中被打倒了，还被扣上苏修特务的帽子。“我父亲很喜欢音乐。”红卫兵来抄家时，金莉眼看着父亲珍藏的唱片都被扔到地上踩碎了，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残酷的人身限制和政治歧视——父亲被关进了牛棚，金莉也成了不受待见的“黑五类子女”。这变故来临时，她刚初中毕业站在人生选择的路口，于是，1968年，金莉响应号召去了农村广阔天地。
金莉是知青点9个人里年纪最小的，刚来时甚至都不会做饭。第一次蒸馒头就露了怯，烧出一锅煳味扑鼻的黄疙瘩。处在14岁这个最好的学习时期，金莉适应得也快，加上农民待人朴实：谁能干活就认谁。渐渐地，当插秧、挑水、扛麻袋这些繁重的劳动压上金莉14岁的肩头时，农村生活也悄然改变了金莉这代人的性格：“生活中自己不能先低头。”光着脚浸在田里插秧，腿上有时叮着好几条蚂蟥，就伸出来拍打拍打接着干；刚割过的麦茬锋利，划过腿脚就是一道道的小口子。但比起这些，最苦的要属冬天挖河。因为是黏土，穿着胶鞋站在里面很难拔出来，于是姑娘们光着脚跳进冬天的冰水里，泡一会儿腿脚就紫了。“有人还为此落下了病根。”
劳动一天下来，肢体疲惫，脑袋空空。回到燃着煤油灯的昏暗小屋，金莉很想再学点什么。幸好，她身边还带着中学时学过的英语课本。“这就是命运使然。”从此，金莉自学起了外语。
没有录音机，没有老师，没有同学，仅凭着中学时学过的国际音标，自学单词。下乡半年后，父亲被放回了家。金莉自学英语的想法得到身为英语教授父亲的支持：“我可以帮你。”但当时插队的地方离家四五百公里，每年才能回家两次。“不向生活低头”的金莉用数学方法学英语，她在大演草上做英语练习，然后把一摞一摞的大演草寄给父亲批改。
四年的知青生涯中，有一年民办教师经历。“我非常幸运的是在农村当民办教师时把书拾了起来，如果不是当年自学了外语，我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要知道，我的同代人绝大多数没有上大学。”金莉自称是“50后”中的幸运者，而在命运抛出的一个个环环相扣的机遇面前，光靠幸运，是抓不住机遇的。
“只要开门，我就一直往前走”
1972年，18岁的金莉被招工到山东兖州矿务局中学。校长是个转业军人，因为全校仅有一个英语老师，他于是拍板让仅有初中文凭的金莉教中学英语。“有什么关系，反正你比学生学得快！”金莉就这样开始了她的英语教学生涯。
“学历低，但水平不能低。”金莉找来一套许国璋的英语教材，还是看着音标拼字母，整整下了五年的笨功夫。中途，学校派金莉去山东曲阜师范学院进修一年，一生最重要的伴侣在那时相识，“虽然一半的时间在学工学农，但那一年一点儿也没荒废。”
汗水辛勤浇灌的芳华过后，就是丰硕。
1977年冬，金莉参加了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次考试。考外语时，金莉飞速答题，才做到一半，却发现考生纷纷往外走，她一下子没底了。监考的一个教师见状说：“很多是白卷，不用担心。”交卷时，监考教师也是教外语的，他仔细看了金莉的考卷，说：“回家等通知吧。”高考放榜了，金莉考了山东省外语第一名。
直到今天，金莉都难在校园里寻觅到当年景象：他们那一届大学生真是酷爱学习，甚至班长都得在体育课时把住教室门，防止学生中途跑回来看书；早上出完早操，路灯下全是哇啦哇啦念英语的人……
山大毕业后，28岁的金莉结婚了。毕业后在北京一所高校教了一年半英语。这段不长的时间里，金莉为了考研，还跟单位闹了一场。后几经争取，人事处长撂下一句：“你只能考一次！”
就一学期的复习时间，金莉拿出全部的精力拼了，除了上课，别的时间就枯坐在宿舍里看书背书，头顶着一个瓦数不高的小灯泡，硬把1.5的好视力熬成了近视眼。
终于，金莉如愿叩开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门。“只要开门，我就一直往前走。”
在学者和母亲之间寻找平衡
人生最艰难的阶段，莫过于学会如何承担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并平衡不同角色职能带来的对立矛盾。对女性而言，如何处理工作和家庭这一对关系，人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和教训。金莉也不例外。
拿出当年硕士答辩时的一张珍贵合影，金莉一一介绍：“这个老先生是王佐良教授，他是我硕士答辩委员会的主席。离我最近的是我的论文答辩导师———玛莎威尔……”照片里的金莉笑容明媚，不留意，甚至看不出她肚型的微隆。“硕士论文答辩时，我已经怀孕4个月，吐得是稀里哗啦。”答辩结束后，金莉才告诉导师自己怀孕的消息。
“你怎么不早说？”
“我要是说了，就是想要照顾。”独立的金莉习惯凭借实力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平，而不是被额外照顾。
这时，丈夫被公派出国，得走一年多。“你走好了，我没关系。”等到他回来时，金莉抱着女儿去机场接他。“10个月大的女儿已经会叫爸爸了。”说起这些，金莉的语调、神情不无骄傲。
“怕挤公交车，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住在6楼，大着肚子上下楼不方便，就中午在食堂吃完饭后，再打一份带回家，在家看书”……其间的艰辛虽然说得不多，但列举的细节里，饱含对孩子的爱惜和对学术的求索。
女儿3岁，丈夫再度出国读博。硕士毕业后留在北外任教的金莉就想：“读博得好几年，要不我也出去读书吧。”如今回过头来再看，“如果没有当初这个决定，我后来的学术道路不会这么顺畅，严格的学术训练和严谨的学术思维，真正教会了我如何去做学问。”但当时，事业的对立面，站着刚刚三岁的女儿。
怀着对女儿的愧疚，金莉在美国玩命学习。“那一届10个学生里，9个是老美，我是唯一一个中国人。”金莉选择的英美文学专业虽然难啃，但她只用了两年时间修完了全部课程并通过资格考试，还提前半年买了一辆旧本田。所有这些准备，都来源于一个母亲的坚定决心：一定要让女儿早点过去。
第3年，金莉带着女儿在美国开始博士论文的写作。此时丈夫虽然也在美国，但相距1000公里。假期过去时早上6点开车出发，晚上7点才能见面。就像金莉研究的那些具备强烈独立意识和独立能力的美国小说中女性形象一样，她开启了单枪匹马的拼搏日夜：“早上，我开车送女儿去学前班，然后去学校。必须把所有查资料、教授课程的安排放在下午2点前完成，2点去接女儿回家。等她睡觉后我再继续，每天至少到一两点……”
女儿长大后关于自己人生选择的几次决定，也一脉承袭了母亲的独立精神。“我要尝尝工作的滋味。”同样求学外语的女儿不愿意沾父母的光，毕业找了一份企业工作。工作三年后，又辞职选择出国求学，“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了。”
“在她们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玛利亚具有传统价值观的妇女形象品质，又可以发现有夏娃式的富有独立意识的女性精神性格。”在西方文学遗产中，玛利亚和夏娃是女性形象塑造的两个基本原型。在金莉身上，又容纳了这两个原型代表的性格特征：既柔顺温和又刚强独立，是追求完美的母亲、妻子，又平起平坐参与建设。
人生一大快乐
在金莉的书柜里，和一些珍贵合影放在一起的有一座金色奖杯。金莉捧着它语调欢欣地介绍：“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奖，是学生们评出来的。”奖杯底座侧面有一行字：“首届：感动北外———我最喜爱的导师”。
金莉的教师生涯跨域比较大，当过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三个阶段不同的身份体验，让她对教师的职责认识更深：“中小学老师更多是知识的传播和讲授，大学老师则一定要参与生产知识这个过程。”在金莉看来，要想生产知识，个人必须具备足够的学术能力。
在美国上课时，导师提到过一些女性作品，出于对独立精神的高度契合，金莉把美国女性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1994年，博士学成后，一家三口携手归国。彼时金莉有一个简单宏大的理想：“给自己10年时间，让学界从白纸黑字中认识我是谁。”
“人生一大快乐，就是能把饭碗和爱好结合起来。”金莉用ENJOY来形容自己做学术的状态。在学界有一个共识：学者只有学术做好了，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金莉改为：“一个女学者学术做得好，会更受人尊重。”这也是金莉对女性研究者如何应对性别不公正待遇的侧面回答。
文史哲研究者都知道，囿于学科特点，文科研究的风格是点点滴滴、增砖添瓦式，需要靠不断积累，一步一步把研究向前推进。“一条道走到黑，也就越走越亮了。”如今，金莉早已在学界站稳脚跟。大家提到美国女性文学研究，一般都会提到她。
每年圣诞节前，金莉都不忘给自己在美国的博士生导师写一封邮件，问候并汇报自己这一年来的学术成果。“我现在带博士、硕士的很多做法都承袭自他，至今受益。”可在当年，金莉读博的13门课程中12个A，唯一的一个B+就是他给的。
“他每个星期都要跟我见面，上论文讨论课。我博士论文的每一章他都认真地进行了修改。”金莉自己做导师后也把这种严格精神带到教学中，她多年坚持一个原则：学生博士开题报告改三稿，博士论文改三稿，一个学生一个方向，改一稿谈一遍，不断质疑观点和论证，使他们的论文不断完善。其实在金莉眼里，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博导和博士，相当于行业里师父和弟子的关系，因为导师的学问、人品甚至教学风格，都会通过弟子一代代传下去。
有时，金莉能在这些优秀弟子身上，看到自己当年求学的影子。
大弟子报考金莉博士生时，将近40岁。他写信问金莉：“您会不会嫌我年纪大？”金莉回复：“没关系，我自己读博就是36岁。
有一个女学生想报考金莉的博士生：“不知道我能不能带女儿读博？”金莉回复：“当年我在美国读博也带着女儿，只要你能安排好。”
2017年12月一天，金莉在名为“北外金门”的弟子微信群里发布了这一条信息，“好消息，李芳通过博士后论文答辩，祝她出站顺利！”金莉带过和正在带的28个博士、5个博士后都在这个群里，“好像一个大家庭。”
每年，这个大家庭会在两个日子相聚，一个是3月金莉的生日，一个在9月的教师节。被弟子簇拥着的金莉听着他们各自的成就，有时会想起自己同为大学教授的父亲，“父亲就喜欢跟学生们在一起，生活对他最大的奖励就是学生的理解和尊重。我也是。”
“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做些事”
连任了4届的金莉，2017年起不再是北京市人大代表了。“我刚当人大代表时，女儿才那么高吧。”从1997年到现在，女儿的个头早已经蹿过了金莉。20年间，金莉的社会身份不断增加———两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两届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委员……
九三学社社员，高知，俄罗斯族，女性，下过乡，留过学集于一身，金莉符合党外选拔干部的全部标准。2005年，她被任命为北外副校长，分管人事、科研、研究生等。
行政职务的增加，意味着学术时间就会减少。“当了副校长，学术基本就丢了。”金莉不这么想：“校领导都是暂时的，我将来还要回到教学岗位的。”怀抱着“学术不能丢”的坚定，金莉就“自己累”。
有一年，学校组织去澳大利亚考察学习。当地一个太平绅士负责接待，在相处几天后，他对金莉感慨了一句：“你是我见过最不像校长的校长。不过，校长就应该这样。”
没有官架子的金莉更是个“超女”。曾与她共事多年的北外统战部部长张荟霖分享了一个令她难忘的细节：2013年金莉在将卸任副校长那一年，某学院想引进一个中青年骨干教师，可原单位不放，身为副校长的金莉就去对方单位做工作。出发当天上午，金莉还独自去医院做了胃镜全麻检查。拔了胃镜管，下午就去赶飞机。
“实在太忙了。”惜时如金的金莉还专门计算过，每年参加北京市人大、全国政协、九三学社的会议，加起来有两个月。她不觉得开会就是履职，要有实际行动才算真正履职。2007年，时任九三学社北外支部主委的金莉在校内发起一项助学活动：在本科二年级学生中选一名家庭贫困、学习良好品格端正的大学生，每年资助4000元~5000元直到大学毕业。资助款采取支部内自愿捐款的形式，不足部分金莉补齐。到现在，九三学社北外支部已经资助到第四个大学生了。
更看重学术，不意味着金莉对行政工作表现懈怠。“既然在那个位置上，就要尽职尽责。”2006年，金莉参加中央统战部组织的一个学习班，行到苏杭时，学校来电话，金莉分管的科研工作有一个紧急任务。她马上去找带队负责人请假：“不好意思，我要早回去两天，学校有事。”旁边有人悄悄跟她说：“这是在考察新的全国政协委员，请假会有影响。”她不假思索道：“无论什么委员，都要把本职工作干好吧。”
事实上，2007年金莉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才真正开始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和民族界人士打交道，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做些事”的想法愈发强烈。
10年履职期间，金莉随全国政协调研组走过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她调研发现，“少数民族地区有不少人初高中毕业后不是辍学就是进城打工。”劳动技能的缺乏，让这些低不成高不就的年轻人不能享受就业的便利，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金莉建议，“少数民族地区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在教育结构、专业设置、具体内容、学制、办学形式等方面探一条适应实际的路子。”“加大对农村与少数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
在2017年上半年，全国政协民宗委召开的征求委员意见的社情民意会上，金莉提出希望多关注少数民族大学生培养问题。民宗委主任朱维群说：“正好，今年专委会有这个调研选题，你一定要参加啊。”于是2017年10月，金莉随专题调研组去上海、浙江一些高校调研少数民族大学生高校培养情况。她用不变的山东口音缓慢说出一个清晰的观点：“可以扩大类似内地新疆高中班的规模，让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大学前，尽早接触汉文化，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方面多交融，一方面也要留住少数民族的根性特色。”
提升女性地位的路还长
此前，金莉跟少数民族唯一的来往，还得回溯到刚回国的1994年。当时北外英语系的吴青教授（冰心的幼女）问她：“我们在湘西凤凰县有一个针对女童助学的希望工程，你愿不愿意参加？”有着很深农村情结的金莉一口答应了。“那好，算你一个！”
金莉资助的是湘西农村一个苗族小女孩。一两年后，金莉给凤凰县希望工程办写信，要到了小女孩的地址，她直接联系寄钱、寄衣服、寄书本。连续资助了10年，先后资助过小女孩和小女孩的妹妹弟弟。金莉就一个要求：“每学期给我写封信，跟我说说你这学期的学习体会。”后来，这家的三个子女都辍学进城打工去了。这给金莉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另一个故事，版本类似，结局或有不同。20世纪70年代，金莉在农村下乡当民办教师时，村里一个小女孩被父亲拦着不让读书，理由是没人看弟弟。金莉跟她父亲说：“可以背着弟弟去上学，弟弟可以在教室后面玩。”在她坚持下，小女孩一直读到了初中。后来，长大的女孩辗转找到金莉，诉说这些年教育给她的工作、婚姻带来的改变时，忽然哭了起来：“你改变了我的人生。有文化和没文化非常不一样。”令金莉唏嘘的是，教育让一个农村女孩的人生从此有了不一样的书写。
虽然从事美国女性文学研究多年，但在谈到中国女性现实地位时，金莉还是能轻易列举出一些投射着人们意识深处男女不平等观念的现象。金莉是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在这个会员规模庞大的组织里，好多人都认识金莉，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曾有许多年，她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唯一女性。“女性地位的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金莉这些年的自立自强的奋斗经历，已经是对中国女性地位提升的一个完美注脚，但她还是无法停滞下来。
谈到最近的工作，金莉正在写一本美国女性文学史，并签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金莉带着三个人一起做的。金莉语调轻松地透露了进展：“我自己20万字的部分写完了，已经改了两遍。”既是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还是北外《外国文学》CSSCI来源期刊的主编，卸任后的金莉这些年依然特别忙，但她做学术的弦还没松，每天，每年还在不断“向前一步”。说到新年计划时，她嘟囔着：“今年是不是该报一个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啊……”
